做过小姐的女孩以后会改吗｜二十年的手艺，我看过太多回头客
正月初八，我照例开了店门。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红布条，风一吹就晃。炉子上的水壶刚冒热气，阿玲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袋沙糖桔。
“师傅，给我剪个短发，利索点的。”她把桔子放在缝纫机台板上，随手拉了把凳子坐下。
阿玲在隔壁巷子开了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她今年三十四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一些，手上有面粉常年浸出来的白痕。
我拿了剪子，问她想剪多短。她说：“齐耳朵就行，头发太长耽误干活。”
第一个来找我剪头的女孩
那是2003年，店里还只有一把推子、两把剪刀。秋天傍晚，一个穿吊带裙的女孩站在门口，裙子下摆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她问：“剪个头多少钱？”我说“五块”。她坐下来了，我看到她脖颈上有两道红印子，像是被指甲刮的。
她叫小芳，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城东那排发廊做小姐。那排店门面不大，白天卷帘门拉下一半，晚上粉色灯泡亮起来。
小芳每隔一个月来剪一次头。第三年的时候，她忽然两个月没来。再出现在门口时，她穿了一件碎花布衬衫，头发自己扎成马尾，嘴唇上的口红颜色淡了。
“师傅，我回老家结了婚，老公在石材厂干活。”她坐在那把旧椅子上，对着镜子里自己笑了笑，“以后不去了。”
我当时没说什么，拿剪子的手顿了一下。剪完后她给了十块钱，我不肯收，她硬塞在我手里。她走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台板上的碎头发，黑的，短的，跟所有客人留的一样。
后来她再没来过。过了几年听人说她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子，老公负责送货。
中间那些年年年有人来
2009年夏末，一个胳膊上有烟疤的女孩来过，她改得比较费劲。第一年冬天她来找我修刘海，穿一件棉袄，袖口磨破了；第二年春天她又来了，穿同样那件棉袄，袖口的破洞变大了。她说她是做兼职的，白天在超市收银，晚上回家睡觉。可是超市里碰见熟人你，我一眼就看到她手上的烟疤从三个变成五个。
我没问。做手艺这一行，客人不开口，我不开口。剪完头她说：“师傅，我找了个厂子工作，计件的。”我说那好啊。她走路出去的时候，步子比以前踏实，踩在地砖上声音不一样。
阿玲今天坐在这把椅子上
阿玲就是从那个烟疤女孩介绍来的，说是她嫂子的表妹。阿玲在早餐店干了四年，每天早上拌馅、擀皮、炸油条，手指缝里塞着洗不掉的面粉印。
我一边推剪一边问：“现在一早上能卖多少根油条？”她说：“看天，下雪天能卖一百多根，晴天差些，七八十根吧。”我说那比从前强。
她说：“从前在那边的时候，晚上三点才睡，现在早上三点就醒了。”她低下头，脖子后面的皮肤晒得有些黑，头发根那里长出新的一截浅色发。
她说了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改不改不在人嘴上，在看人怎么过日子。”
剪完头发，她对着镜子侧了侧头，用粗手掌拨了拨耳朵边的碎茬：“挺利索的。”她拿扫帚把自己脚边的碎头发扫进垃圾斗，倒进门后的桶里。那些黑而短的头发在桶里堆成一小团，和这二十多年里所有顾客留下的碎发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的。
我犯过的判断错处
不是每一个都能改。2010年有个短发姑娘，瓜子脸，特别白净。她进来时坐在那张椅子上说：“剪短一点，我要去找个正经班上。”
剪到一半，她手机响了，她站起来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她说：“妈，我过两天就回去看她。”挂了电话她重新坐下，没说话，我继续剪。
第三天她又来了，头发被我剪得狗啃似的，她自己拿推子把头皮推得发青。她蹲在店门口台阶上，从布包里摸出一根灰色头绳，一圈一圈缠在手指上，缠了又解开。再后来她人就不见了，听说又回了那条街。
门面是租的，椅子是我的
我这店开了二十一年。以前一个月能见着三五个那样的女孩，现在一年见不着一两个。城东那条街早就拆了，改建成了超市和药店。粉色灯泡没有了，剩下的是玻璃贴面和铝合金卷帘门。
椅子上换过三张皮面、两条转轴，地上补过水泥，墙上贴过一次新瓷砖，门把手上换过五次。工具还是那把推子，电机的声比以前闷一些，隔段时间得加油。
阿玲今天剪完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沙糖桔分了一半放在缝纫机台板上。
她指了指自己后颈说：“这里再推干净点？夏天出汗多。”我拿起推子，她又坐回椅子上。
推子贴着她的后颈皮肤往上走，发出细密的嗡嗡声，一些新长出来的短发茬落下来，粘在深蓝色的椅套上。她没有再说话，眼睛看着对面墙上那面镜子——镜面有些旧了，边角掉了点水银，正在把光线折在她齐耳的发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