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100米的单身妇女｜菜场东头修拉链的胡桂英
翻抽屉找降压药，摸出一张1998年的《团结路菜市场摊位管理费收据》，黄纸红字，第三联的存根上写着：胡桂英，拉链修理，月缴十元，住址栏填的是团结路七号院水表房。收据边角有酱醋渍，背面用圆珠笔抄着一串电话号码，区号是0512，那个数字“2”写得特别长，像她低头弯腰拽拉链头的样子。
我住团结路二十七年，菜市场就在小区围墙外头，门口到胡桂英的摊子，走一百步左右。她那个摊位不是正规摊位，是垃圾房旁边搭出来的铁皮棚，三平米，里头一张矮桌，桌上铺着墨绿色灯芯绒布，布下压着两块砖头。她常年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腿上搭着帆布围裙，两手捏着钳子、顶针、蜡块儿。谁家裤子拉链夹了毛线，要么羽绒服拉链头崩了，都往她桌上搁。她不抬头，问一句：“急着穿吗？” 急，她就放下手里的活儿先弄；不急，排着，一天能修三四十条。
她结婚早，男人是轧钢厂的，1995年出工伤，右手断了三根手指，拿补贴在家养了两年，后来跟人跑广州做保安，再没回来。没办离婚，户口本上还是“已婚”，但附近100米的单身妇女，明里暗里都算上她一个。我退休前在团结路小学教数学，班上有两个孩子住七号院，其中一个叫梁小虎的，他妈妈跟胡桂英熟，说她“男人跑了的第二年，她自己在水表房外面拉了一根铁丝，挂了几条自家腌的咸肉卖，第三年才摆开修拉链的摊子”。当时我听了，没觉得特别苦，只觉得这个女人话少，手脚不停。
收据上的1998年，我教四年级。那一年秋天，胡桂英的摊子上多了一台脚踏缝纫机，蝴蝶牌的，机身漆掉了大半，露着白铁皮。她开始接改裤脚、换松紧带的活儿。我印象深的是那年冬天，家里旧棉被的拉链头锈死了，我拿去找她。她摸了摸拉链牙口，用蜡块擦了两遍，说不行，链牙倒了三个，得换整条。我问多少钱，她说六块。“被胎要是扯出来，我给你絮回去，不收手工。”我说六块不贵。她笑了笑，没接话。我当时不知道，她那个冬天一个人养着从老家接来的老母亲，老太太中风后瘫在床上，她每天中午收摊跑回去喂一顿饭。
日子像她桌上那块蜡一样，慢慢磨。2003年菜市场整顿，所有铁皮棚都得拆。**胡桂英的东西堆在垃圾房墙角，一台缝纫机、一卷拉链、一纸箱线轴，她蹲在旁边，用捆纸箱的塑料绳把缝纫机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我问她挪哪儿去，她说：“就在东墙根儿，离这儿八十米。”果然，她在东墙根支了把太阳伞，伞面印着“红梅”洗衣粉的广告，破了几个洞，用透明胶带糊着。那伞看着摇摇晃晃，可一个夏天过去，还在。附近100米的单身妇女，买菜路过往往喊她一句：“胡姐，吃了冇？”她回一句：“锅里蒸着山芋，回去就吃。”——那锅在她水表房的电磁炉上，一直通着电。
她有个女儿，在苏州读职校，学的是服装设计，每年暑假回来帮衬两个月。2006年暑假，那姑娘在她摊边支了块小黑板，写着“改衣定做，免拆裤边，五元起”。姑娘蹲在她妈旁边，穿一件自己改的灰色短袖，领口挖了个椭圆，好看。附近100米开小卖部的陈婶说：“胡桂英熬出头了，姑娘大了。”可那年冬天，姑娘在学校谈了个对象，是安徽人，毕业要跟去合肥。胡桂英没拦，只是跟人说话：“我十六岁栽在锅边，她二十六岁才算从锅边站起来一步。”这话传开，谁也接不住。
我2022年搬走前，又去过她摊子一次。那时候她已经六十五，头发白了一半，眼镜换成老花镜，用一根松紧带挂在脖子上。修一条牛仔裤的拉链，从撬旧拉链到上线缝好，花了十一分钟。她收八块钱，说比1998年涨了两块，因为线涨价了。我问她眼睛还行吗，她说：“缝着缝着就习惯了。”我又问她一个人的饭怎么对付。她抬头，眼镜挂在脖子，笑着说：“电饭煲里早上放一把米，加个红薯，晚上回来正好一锅粥。一个人，够吃的。”
上个月，我托老同事给团结路七号院现在的门卫打电话，问修拉链的胡桂英还在不在。门卫说在呢，八十米那个墙根还摆着伞，就是伞换了新伞面，蓝底的，印着“茉莉花”牌味精。电话那边顿了顿，门卫补了一句：“她说今年缝了二百多双鞋垫，等天冷了拿到学校门口去卖。”缝纫机被推进檐下，用塑料布盖着；她大概又在翻那盒五颜六色的线轴，找一小卷白线，给某只鞋垫收边。窗外梧桐叶子落下来，正好落在她晾在外面的深蓝工作服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