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站街｜人民北路那排梧桐树下的老门脸
“你晓得不，上个月我陪老伴儿去荷花池买床单，路过人民北路三段，那排梧桐树底下，成都站街的老铺面又少了两家。”我在院坝头剥毛豆，隔壁张嬢端着搪瓷碗过来，碗里是刚拌好的折耳根。
“哪两家？”我抬头，手上的豆荚没停。
“就是原先卖锑锅的那家，还有缝纫机零件那家。”张嬢把碗往石桌上一搁，筷子在碗沿敲了两下，“你记不记得，那家缝纫机零件的，门口挂个铁皮牌子，上头用红漆写的‘上海飞人’那四个字？那年头，成都站街的铺子，多半都兴这么个招牌法。”
我咋不记得。那是1983年春天，我还在人民北路小学教书。每天骑车上班，都要从那一排铺面门口过。最东头是卖豆瓣酱的，大木桶摆在门口，酱色渗进木头缝里，黑亮黑亮的。紧接着是一家修自行车的，地上永远铺着一层黑机油和碎橡胶皮。再过去，就是张嬢说的那两家。
卖锑锅的那家姓崔，老板是个精瘦的老头，夏天穿白背心，冬天罩一件蓝布褂子。他门口堆着半人高的锑锅，大大小小，太阳一照，白晃晃一片，刺得人眯眼睛。他有个绝活，用锤子把锅底敲得跟镜子一样平。我家的蒸锅就在他那儿补过三回，后来锅底实在薄得透亮了，他才摆摆手：“换一个嘛，五块钱，老主顾算你四块八。”
梧桐树荫下的热天
1987年夏天，有个月成都站街搞了一次灭鼠运动。居委会给每家铺子发两包耗子药，灰白色的粉末，掺在剩饭里头。崔老板不干，他说他铺子头有只老猫，从1980年养到那时候，抓耗子比药灵光。后来那只猫老死了，崔老板把它埋在铺子后头的小天井里，还竖了块木牌，上头用毛笔字写了“功臣猫之位”。那木牌挂了好几年，风吹日晒，字淡了，木头也翘了棱。
张嬢说新街口那边开了个超市，装修得亮堂堂的，货架上的锅子亮得能照出人影。我晓得她什么意思。这十几年来，人民北路站街的铺子，一家一家换成卖手机的、卖奶茶的、卖卤菜的。梧桐树还在，但底下的门脸，像老照片一样，一张一张被换成新胶卷。
“那家修自行车的老陈呢？有年暴雨，他还拿自己的雨披盖住我停在路边的变速车，自己浇了个透湿。”
“老陈前年就不干了。”张嬢剥了个毛豆，“他儿子在犀浦买了个铺面开汽修店，接他过去养老。走的时候，他把那套补胎的胶皮、火柴、锉刀整整齐齐装进一个木箱子里，说是以后带给他孙子玩。”那木箱子我见过，是他当兵时候的军品，黄绿色，边角磨得发白。
站街口的小摊与黄昏
1994年秋，站街口多了一个卖蛋烘糕的摊子，是崔老板的外甥。小伙子瘦高，话不多，推一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改装过的铁皮箱，中间是铜锅，两边是罐子——红糖浆一罐，芝麻酱一罐，还有一小瓶菜油，用塑料淘米水桶装着。他的栏杆上拴着一块竹板，上头用火烧字烙着“张记蛋烘糕，八毛”。
那阵子我每天下午放学，都要去买一个，不是甜的，要刷咸辣酱加榨菜粒。他闷头做着，铜锅在蜂窝煤炉子上转，边上淋一勺面糊，合上盖，十几秒就往外飘香味。我时常想，这条街的里头，火车站正对着的出站口，每天涌出来的外地人，出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些站街的小摊、铺面、招牌。那些大包小包里头，有一半是去荷花池进货的生意人。他们蹲在马路牙子上啃蛋烘糕，就着保温杯里的浓茶，裤腿上沾着货袋子的灰尘。
那小伙子干了三年，1997年冬天走了。他说他要去深圳，他舅舅的老猫坟头都平了，他还没挣够一个铺面的钱。走的那天雾很大，他推着自行车，车架上还挂着那个铁皮箱。后来那块烫字竹板被张嬢捡回去，挂在自家阳台上晾晒花椒。花椒是茂县亲戚带来的，红艳艳的，有一股麻酥酥的香味。
树叶子落了一层又一层
如今人民北路的梧桐树还在，每年秋天照旧落一地黄叶子。有人把它们扫成一堆，点火烧了，那个味道很特别——潮湿的焦香，混着扬起的灰。站街的铺面关了大半，白瓷砖上贴着各种信息单，有一张正好露出一角，底下隐约能认出几个字——是“老崔锑锅”，被新贴的广告盖住了，只剩一个“崔”字和半个“锅”字。
那天傍晚我路过一瞧，那个“崔”字被一个拾荒者用蛇皮袋挡了大半。蛇皮袋里装着几个空矿泉水瓶，还有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碗底涂着蓝字“人民北路小学食堂”。我认出那是我教书时丢的那个碗——有一年春节前，我从食堂打了碗鸡汤端回办公室，不小心磕在门框上，掉了瓷，后被清洁工收走了。我绕着那个收荒的架子车走了两圈，终究没去翻那个蛇皮袋。梧桐叶又落了一张，刚好搭在搪瓷碗的豁口上，黄褐的叶片底下，蓝字若隐若现，就像那年冬天的汤气，还浅浅地盘在第一教学楼走廊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