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男女性生活的开放程度｜巷口烟酒摊前的闲谈记录
十月十三号，天没全黑，我拎着半公斤馕从团结路拐进六道巷。路灯刚亮，黄乎乎的，照在几辆并排的电动车上。巷子中段有个烟酒摊，老板姓马，回族，五十出头，一个旧冰柜，一张折叠桌，桌上散着几包“红河”和两瓶“老窖”。我凑过去买打火机，顺带蹲在马路牙子上歇脚。没十分钟，来了两拨人，一男一女，各自买水，隔着桌子说了两句闲话，又各自走开。
马老板朝那背影努努嘴，说：“你看，这段日子，男女各走各的，连眼神都不多给。”我问他啥意思。他拧开保温杯喝一口，说：“前几年不是这样。前几年这时候，这巷口能站三四对，抽烟，说话，手插在对方棉袄口袋里。现在嘛，巷子里的人换了一茬，租房的小年轻多了，倒是更讲究规矩了。”
我把馕搁在膝盖上，问他讲的是不是男女那点事。马老板没直接答，指着对面一栋六层老楼说：“那楼后面有个棋牌室，下午我常去。上礼拜碰见一个跑出租的小伙子，汉族，三十出头，说他跟女朋友住在一起俩月了，但谁也不提见家长。他说，爹妈以为他还是单身，周末去相亲他也不拒，相完回来该干啥干啥。”我说那不是乱套了。他摆手：“啥乱套？他自己定的规矩——线以内，随便；线以外，谁也别管谁。”
这个“线”字，我后来在几个不同的人嘴里都听到过。做服装批发的王姐，四十七岁，在三屯碑开了十几年店，坐在堆满牛仔外套的纸箱中间跟我聊：“乌鲁木齐男女性生活的开放程度，你得分开看。对内对外，两码事。”她手里拿把长尺，边说边量一条裤腿：“夏天南湖广场跳交谊舞的老头老太，手拉得比年轻人紧，那叫开放？不是，那是热闹。反倒是那些下楼拿快递都换三件外套的丫头，手机里聊的几个男人，谁也不知道。”
王姐给我举个例子。去年秋天，有个常来买裤子的女大学生，二十出头，租在附近老小区。她每周三傍晚来，固定买一条黑裤子，不要袋子，折两折塞进帆布包。有天王姐多嘴问一句：“给男朋友带的？”那姑娘愣一下，笑：“不，我自己穿的。周三晚上我去体育馆打羽毛球。”后来王姐在体育馆门口见过她，跟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台阶上分一瓶矿泉水，各自低头玩手机，半个钟头没说一句话，然后一前一后进去。王姐说：“你说他们开放还是不开放？动作上啥都没有，但你要说他们不熟，谁信？”
我沿着巷子继续往北走。八点半，路过一家“西域春”酸奶店，店里三个年轻人围着收银机聊天，两男一女。女的穿工装外套，戴棒球帽，手里捏一杯热牛奶。她声音不小，说：“我室友上个月把男友带回来住了，我半夜上厕所，撞见两人在厨房煮方便面，还问我吃不。我吓得退回屋，第二天他们仨一起包饺子。”一个男的接话：“那你们这算啥？我前女友他妈每周来给我们打扫卫生，洗衣机里晾着我的内裤也不避讳。”另一个男的点头：“这地方就这样，床是床，马路是马路，没人真住进别人脑子里去。”
酸奶店隔壁是家药店，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柜台后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大约二十五岁，正往货架上摆“杰士邦”。她见我看，没躲，把三盒排齐，说：“要哪种？螺纹的卖得快，超薄的也常有回头客。”我说不要，问她这东西最近卖得咋样。她想了想：“跟天气有关。冬天卖得少，开春多。跟住的地方也有关，二道桥这边零卖多，南湖那边都是整盒拿。”她说她在这个店干了一年多，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前中年男人进来，总要绕着货架转三圈才敢指一指；现在小伙子直接拿手机扫二维码，下单，在门口外卖柜里取，全程不用跟她说话。
“那算开放还是算躲？”我问。她扶了扶眼镜，说：“算省事。人跟人之间，越省事，越不往心里去。”
我走到巷口尽头，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旁，两个维吾尔族大叔下象棋。边上蹲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低头刷手机。我听见其中一个大叔说：“时代的女人，跟男人的大方程度，不看裙子长短，看她们摔门的声音。”另一个落子，闷声说：“我闺女昨晚十一点才回家，我老婆一句没问。我本来想说两句，闺女从袋子里掏出一盒糖炒栗子，热乎的，说‘爸，这家排队二十分钟’。我就闭嘴了。”
夜里十点，我在公交站等车。站台上一个穿奶茶色大衣的姑娘，约莫二十七八岁，抱着牛皮纸袋，里面露出两盒计生用品的角。她没戴耳机，也没看手机，就看着路灯下的落叶被风卷着转。车到的时候，她先让一个抱小孩的大姐上，自己最后一个上去，坐在靠窗位置，把纸袋放在膝盖上，轻轻按了按。
我望着窗外，站台对面那家棋牌室还亮着灯，里面传来洗牌声，哗啦哗啦，跟五年前我路过时一个动静。车动了，那个姑娘的影子从玻璃上滑过去，消失在一排亮灯的酒店招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