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鸡窝街详细地址｜老茶馆墙上的牛皮纸信封
那张牛皮纸信封，现在还在我书桌左边第二个抽屉里，压着一叠早年的粮票。信封右下角印着“合川县人民政府”的红字，收信人是我父亲，寄信人是我三叔。邮戳上的日期是1987年4月11日，墨迹已经洇开，但地址栏里那行钢笔字还清楚：“合川鸡窝街详细地址是，中段巷口进去右手第三间，挂蓝布门帘那家。”那年我二十三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合川城关中学教书。三叔的信里说，他要来城里卖柚子，让我去接他。
土墙与青瓦之间的巷口
那时的鸡窝街，其实就是城关粮站背后那条石板路。从正街岔进去，先要过一座两个石墩搭成的小桥，桥下是水沟，沟里飘着菜叶子，雨大了会漫到路面上来。三叔说的“中段巷口”，是街中间一条仅容两人侧身通过的窄巷，巷口左边有一棵歪脖子黄葛树，树根把青石板拱起一大块，走路得抬脚。右边墙上钉着一块铁皮门牌，白底红字，搪瓷都掉了两角，上头写的是“鸡窝街居民市组”。
我第一次去接三叔，在那棵黄葛树下站了四十分钟。他挑着两筐柚子，筐绳勒着肩膀，从巷子里挤出来的时候，帽檐往下滴汗——那一年的四月底，太阳已经毒得厉害。他放下担子，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纸烟点上，吸了半口才说：
“我半夜就起来了，走到澄江搭的早班车，五毛钱车票，到了站牌底下又问了三个人才摸到这地方来。”
我帮他抬筐，发现巷子深处别有天地。两排土墙房子挨得极密，墙根下摆着蜂窝煤炉子，有人正蹲着剥毛豆。三个小孩端着铝碗在门廊里嗦稀饭，隔十步就有一口公用自来水管，龙头锈得拧不紧，一直在滴水。最里面那棵黄葛树底下，有个半瘫的老头补鞋，摊子上铺着一块蓝布，针线盒子是旧的巧克力铁盒。三叔说，他认得这个老头，“二十几年前我在合川读书就看他坐在这儿。”整个上午，我们蹲在门槛上卖柚子，两角五分一斤，秤是借隔壁卖酸菜老阿姨的。卖完一篓，三叔用刀划开一个柚子，果肉红瓤，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
铁皮门牌和布铺子
过了两个礼拜，我又去鸡窝街。这次是去给父亲买一段布料，他托人在乡下做寿衣，非要暗青色的棉布。从黄葛树往南走三十步，有一家布铺，铺面宽不过一支扁担的长度，柜台是两扇旧门板拼起来的。推开柜台上那层积灰的玻璃，能看到底下码着的整匹布：蓝色、灰色为主，最底下压着一卷黑平绒，老板说那是上海进的，整条街只此一份。老板娘姓郑，头发盘得紧，算盘打得飞快，一边量布一边跟我聊：
“这房子是我公公那辈修的，墙还是干打垒。你别看巷子窄，沿路铺户有十几家——卖凉粉的，剪头发的，修收音机的，还有一家专门做红苕粉，每天早上七点那股酸味就飘满街筒子。”
买布的时候我多问了一句：这条街为什么叫鸡窝街？郑老板手里的木尺停了一下，笑了笑：
“老早以前，城外赶场的人进城，挑着鸡笼子都歇在这条街上卖活鸡。笼子一摞一摞码在墙根下，满街都是鸡叫，弄堂又窄，人挤人，像掉进鸡窝一样。后来镇上的菜市搬走了，可名字留了下来。门牌改了两次，老居民还是叫顺口。”
她从柜台底下翻出一本薄薄的户口册，指着上面用圆珠笔改过的一行字：“你看，1956年这组还叫鸡鸭巷，1963年换成居民牌时才改成鸡窝街。本来要叫‘鸡市巷’，但行文的人笔误，最后登报就用了鸡窝街。邻里觉得也顺口，就一叫叫了这许多年。”
我把那段料子裹在报纸里夹在自行车后座，骑到半路下起阵雨，布料濡湿了一角。那晚把布料摊开晾在钢丝床上，那块颜色在灯下看上去更深了，像泥地里的青苔。
后来巷口装了铁栅门
到了1993年，我在教育局帮忙整理城区地名档。我专门翻过鸡窝街那一卷——当时他们已经将街巷组重新编过号，负责地名管的同志说，这条街即将纳入旧城改造范围，年底就要动迁。档案里附着一张蓝晒的平面图，上面用红笔标出行洪线，整条街道被画进一个红色叉号里。我还特地骑车去过一次：黄葛树还在，但树下补鞋的老头已经换成他儿子，电动的磨砂轮咕咕转；卖柚子用的扁担和麻绳老了，街上多了几家卖电饭锅和热水瓶的个体店。
铁栅门是那年秋天装的——巷口加了一道两米高的铁栏杆门，白天到傍晚六点不落锁，进来出去的住户照旧走。郑老板的布铺子还开着，门口漆牌换了块塑料的白底红字板，上面写“郑记服装辅料”。她说，她不打算搬太远，规划说要迁到北城，做买卖的门脸小了，也能凑合。那天临走时她从抽屉里拿出几粒陈皮梅给我：“你爸身体还好吧？想吃裁缝铺的绿豆糕，自己拿。”
我记得那趟我把车停在铁门口，靠着门柱剥了一颗陈皮梅，酸得舌根发紧。有一个穿校服的男孩骑三轮车过去，车上装着两个泡沫箱，飘出一股活鱼味。三条巷子外有人在吹唢呐，曲调听不真切——像是喜事，又像送葬。风吹过来，铁门底下的地轮吱嘎响了一声，像憋了很久才泄的一口气。门口那张搪瓷门牌已经摘掉了，在新刷的绿油漆墙面上，留着一块浅色的长方形印记，像纸上的旧痕。后来我再没见过那张门牌，只是那个翘着搪瓷角的雏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