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的姑娘照片｜两张车票和一帧留影

我在东胜区旧货市场一只铁皮饼干盒里，找到那叠照片时，它们正压在一九八七年的《伊克昭盟邮电志》底稿下面。最上面一张黑白四寸，边角被红墨水染过一圈。照片里三个穿蒙古袍的姑娘并排站在沙丘上，风把她们的头巾吹起来，看不清脸。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1989年7月，毛乌素边缘，给岚岚。”

盒子里还有两张汽车票，淡粉色硬纸，印着“东胜—鄂托克旗，票价三块六”。票面没有盖日期章，但褪色的程度和那张照片差不多。我猜这张照片和车票是同一趟行程留下的物件。鄂尔多斯的姑娘照片，在旧货市场不算稀罕，但拿在手里的时刻，总容易让人想到草场、长途班车和那些没问出口的名字。

一、铁皮盒里的线索

卖盒子的老头说他从伊金霍洛旗收来的，原主人是个教地理的退休老师，去年搬进楼房，清东西时把整盒杂物按斤卖了。盒盖内侧贴着手抄的蒙文课程表，三栏，用的是红蓝黑三种钢笔。我翻到盒子底部，又找出一张巴掌大的黑白合影，这次是四个年轻人靠在吉普车边，车身上刷着“草原水文普查”字样。其中一个姑娘，头巾绑法和上一张里左边那个完全一样。

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从沙丘上的三人合影，到吉普车边的四人工作照，中间大概隔了几年。第二张里姑娘们的袍子换了布料的，领口多了一圈彩色线缝的盘扣。车牌照的数字看不清，但保险杠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纸，隐约是“毛乌素沙地植被调查，1985—1990”的字样。地理老师收集这些照片，大概跟他自己的研究有关，也跟他认识这些蒙古族姑娘有关。

我带着照片和车票回到酒店，在台灯下仔细看那张沙丘合影。左边那个姑娘的袖口露出半截手表带，是上海牌钢链表的那款。中间那个被风迷了眼睛，手里的笔记本打开着，页角上能看到“输沙量”三个铅笔字。右边那个正低头整理头巾，手腕上没有戴饰物，但耳垂挂着一粒银坠子。这张鄂尔多斯的姑娘照片里，三个人姿态都很随意，像是刚做完一阵观测，趁着风歇拍了一张。

二、车票对应的路线

两张车票是同一排座位号，12A和12C。当年的班车，从东胜到鄂托克旗要跑七个半小时，中途在乌兰镇停一次，下来吃面。票面背面有人用蓝圆珠笔画了一条折线，每到一个地名就画一个三角：阿腾席连、察汗淖尔、木凯淖尔。木凯淖尔那一站旁边画了个小圆圈，圈里写着“水井”。这条路线和今天的新包公路完全不一样，当时走的还是土基路面的穿沙便道。

我把照片里三个姑娘的脸型与吉普车边照片里的比对——左边那个颧骨最高，中间那个耳垂最薄，右边那个额前有一绺固定不住的碎发。结论很简单：两批姑娘里，至少有两人是重复出现的。她们从拍摄生活照的年轻女子，变成了参与水文普查的工作人员。这个转变的过程，正好对应着那张鄂尔多斯的姑娘照片背面写的“给岚岚”——岚岚大概就是其中某个人的妹妹，照片托人带回去给她。

盒里的其他纸片

一张红条纹硬纸片，正面印着“伊克昭盟桑树苗圃入场券”，背面写着“草籽一斤忘在行李架”
三段手抄的民歌歌词，其中一段注了拼音“jaar morin”，指的是枣红马
一份手绘的输水管道草图，角落里标注“供旗中学饮水井改造使用”

这些东西跟地理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重叠在一起。他教了三十多年书，退休前最后一次野外课是带着学生去乌兰木伦河岸看地层剖面。据说出发那天下小雨，他让每个人捡一块卵石放自己口袋里，说是“回去对比新旧河道”。学生里有几个蒙古族女孩，课后跑来问能不能借他的望远镜看对岸的羊群。他答应了，来还望远镜时，对方塞给他一张照片——就是那张沙丘三人合影。

三、地理笔记本里的记述

盒子最下面压着一本绿色硬面笔记本，塑料皮，封面印着“野外记录簿”。内页有粘上去的小纸条，有几页直接画了大箭头。其中一页单独写着：“1990年7月28日，柳条状沙丘，东西向，高约四米。三个鄂尔多斯的姑娘跟着物探队的车到作业点，站了一下午看风速仪读数，回来时把仪器包顶在头上遮沙。其中两个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分配在林场小学。她们想统计倒沙速度，准备在教室西墙外头种一排柠条。”

这段文字后面画了一幅简图，东南角标了“教室”，西墙外画了八个交叉的圆圈。我没有查到那次引种柠条后来活了哪几棵，但同一年配发给小学的气象记录本上，用铅笔写了十一行温度数据。十月那几行旁边有个墨点，底下写的是“霜冻，柠条苗发紫”。同页贴着半张花糖纸，印着“呼和浩特糖果厂，苹果味”，大概是顺手拿来压平纸角的。

“她们放的仪器，我用旧线衣包着带回来的，风把线衣吹成了布条。给岚岚的照片只冲了一张，剩下的因为底片折了，没办法加洗。”

这段话写在笔记本最后的三行里，字迹明显比前面潦草，用的是蓝黑色墨水。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让这位老师觉得必须把仪器包在旧线衣里带回来，没有细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那几位姑娘的关系，停留在课本、茶缸和一张没底片的照片上。雪白的信封里夹着车票，封口处粘着一根红毛线——这大概是她们那边寄东西的习惯。

四、褪色照片背面的空白

我把照片翻过来对着窗户，光从纸背面透过来，能看到沙丘的线条在纸层里稍微比表面重。除了“给岚岚”那行字，旁边还有一道很浅的尺画线，铅笔，直尺压出来的。那位岚岚本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画面上，但这一行字恰恰指明照片的去向：她的姐姐或者嫂子，在毛乌素边缘做了好几年风沙记录，末了只托人送回一张纸面上的自己。

我揣着这两张照片在市场里继续转了一下午，没有再见到第二盒类似的或者可关联的东西。快收摊时，一个卖旧瓷碗的摊主瞟了一眼我手里的票面，说他前阵子收过一包煤站食堂的餐券，其中一张正面上印着“临时住宿票”，记名栏被撕掉了，“底下是个蒙古名字，末尾带‘花’字样的那就多得很。”我没让他再多说。太阳偏西，铁皮盒子又重新扣上，还回来的钱找了我一枚鹰山蒙文硬币，我把它压在那张照片的一角，不让风再去吹那一行字迹的下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