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古镇街女在哪个位置｜一张旧车票引出的问路往事
手里的这张纸已经泛成暗黄色，是一张1998年3月14日的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车票，票价一块五，票面上印着“古镇—城区”的字样。票的左上角缺了一小块，是我那年用指甲掐下来玩的。票背面潦草地写着几个数字，是当时一个陌生人留给我的传呼机号码。这张车票躺在我旧钱包夹层里二十多年，每次翻出来，总会想到那天在岐江边的车站，一个穿深蓝色工装裤的女人问我：“中山古镇街女在哪个位置？”她的口音带着江西腔，手里拎着两袋沉甸甸的工具包。
这话问得没头没尾，我当时在站台等12路车，正蹲在地上啃一个菠萝包。她蹲在我旁边，也啃着一个同样的面包，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我说你去古镇哪一段？她愣了一下，把工具包搁在水泥地上，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给我看，上面写着“古镇街口，东兴路，找阿莲”。她不是本地人，说是从南昌那边过来的，做缝纫机维修的师傅，好些年头在珠三角的镇上跑生意。她听说古镇有个街口，汇聚了不少流动的维修摊位和摊位背后的小手艺行当，可她到了城区就弄不清怎么转车。
票根上的城市坐标
1998年的中山确实兴起了一拨流动维修服务的风潮，不单是缝纫机，还有补鞋、修锁、磨剪子、通下水道的。这些人往往不挂铺面，专选热闹的街口摆摊，一待就是一上午。所谓“街女”的说法在当年也是这么来的，指的就是这些把摊位摆在街边的女子，有维修工，有缝补匠，也有卖针线纽扣的。她们没什么招牌，顶多在纸板上写两行字，搁在工具箱上。外来的人问路，说不清楚地点，就笼统问一句“街女在哪个位置”，本地人一听就知道问的是那片流动摊档集中的路口。
那天下午我没回古镇，索性带她上了12路车。从中山城区到古镇要坐约一个半小时，一路上经过好多站点：小榄、曹步、海洲。她看着窗外告诉我，在南昌老家干了八年机修，前年丈夫被机器碾了手指，没法再做精细的活儿，她就一个人出来了。她说这几年各地镇上修缝纫机的老师傅越来越少，年轻人更愿意进鞋厂拿固定工资，反倒腾出了不少挣钱的空间。她打算先找到东兴路口那个阿莲，阿莲在那边给人改裤脚改了六年，手里头有稳定的客源，修机器的活儿有一半是阿莲介绍给她的。
东兴路口的三张板凳
车到了古镇站，我们下车又问了两次路，才摸到东兴路。路口果然热闹，一棵大榕树底下并排放着三张塑料板凳，一张坐着补鞋的四川大姐，一张坐着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第三张空着，板凳腿上系了根红绳。带路的江西师傅说阿莲的位置应当就在这附近。旁边一个推着自行车卖豆腐花的中年男人告诉我们，阿莲今天去市场帮人裁窗帘了，要到傍晚才回。
我原以为事情到这儿就没后文了，谁知道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次去古镇给亲戚送东西，又经过东兴路口。江西师傅真的还在那儿，她正蹲在一台荷花牌缝纫机前换旋梭，手上的扳手拧得飞快。阿莲站在旁边给她递零件，两人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江师傅看见我就笑，从口袋里掏出三块钱递给我，说是那天我帮她提工具箱和垫付的半程车费。她从那以后每个月都会来古镇待三四天，住在路口旁边的出租屋里，房费一天十五块，房东还借了块铁皮给她搭遮阳的棚子。
那粒旋梭与停靠的公共汽车
我手里这张车票之所以留着，是因为那天从古镇回城区时，江师傅把传呼机号码写在我票根上，跟我说如果帮她介绍修机器的活儿，分我三成辛苦钱。我那时刚毕业没什么正经事，后来真帮她介绍过两单，一单是某个初中同学家的工业锁边机跳针，另一单是街坊老太太的蝴蝶牌老缝纫机卷线不匀。她修机器习惯先用指甲刮掉机壳上的锈皮，然后拿棉纱蘸煤油擦洗整套零件，一面擦一面测齿轮间隙。修完往机头内侧甩一小粒新旋梭，再让用户拿废布头来回车两排线。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1年秋天，在石岐的长途汽车站门口，她拎着两个已经瘪下去的工具包，说要回南昌了。阿莲前年改行去做空调安装，东兴路口修锁的摊子也换成了一个卖烤红薯的。她说剪线头的钳子和一组旋梭留给房东了，万一哪天有人问起“中山古镇街女在哪个位置”，至少还能留着做个应答。
我后来再去东兴路，那棵大榕树还在，树下只剩下老太太的茶叶蛋锅，红绳系过的板凳腿上被新的人刻了四五个名字。公交站牌更新了七八版，公共汽车票早就淘汰成扫码支付的金属闸机。只是每次我把这张旧车票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来透透气，都会瞥一眼背后那串传呼机号码：七个数字，前三位是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