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滘公园附近有站大街的吗｜一张旧车票引出的老邻居
那张纸片夹在我1998年的采访本里，纸质发脆，边角卷起，是三路公交的旧车票。票面上印着“北滘—大良”，票价两元，日期那一栏已经被墨水洇成模糊的一团。我对着台灯看了很久，想起那年夏天，我在北滘公园门口等人，一个穿蓝布衫的阿婆拉住我问：“北滘公园附近有站大街的吗？”我愣了一下，她说的“站大街”不是闲逛，是她儿子在街边摆的修表摊——老北滘人都管那叫“站大街的”。
那时候的北滘公园还不是现在这样。铁栅栏是锈的，门口两棵榕树的根把地砖拱起来，像老人手背上的筋。公园正对面是农机站改的铺面，卖五金和种子。每逢圩日，农机站门口就挤满人，阿婆们挎着竹篮，篮子里装着自家晒的菜干。要是问“站大街的吗”，光这公园门口一条街，至少能数出七个：修表的、配钥匙的、补鞋的、卖甘蔗的、拿鸡毛换糖的，还有两个专帮人写书信的。
“我儿子不摆摊不行，”阿婆当时跟我说，“他从厂里下岗了，手又巧，表带断了自己能接。可他脸皮薄，不敢吆喝，就站在街边干等。你能帮我看看他今儿个来没来？”
我往农机站那边走过去，果然看见一个瘦高男人蹲在墙根底下，面前铺块红布，上面摆着钳子、镊子和几个拆开的表壳。他不像别的摊主那样招呼人，只是低头拧着一个小齿轮，阳光照在他手背上，指缝里有黑色的机油。我回去跟阿婆说在呢，她松了一口气，从篮子里摸出两个橘子塞给我，说：“你替我盯着他，别让他饿着肚子站大街。”
那年头北滘公园附近是没有正经夜市的。晚上七点过后，路灯只亮一半，公园里的石凳上坐满乘凉的老人。站大街的手艺人陆陆续续收摊，把红布一裹塞进蛇皮袋，各自散进巷子里。只有修表的收得最晚，他等的是那些白天上班、晚上才有空来换电池的人。有一回我加班到九点多，路过公园门口，看见他还在，头顶那盏路灯“嗡嗡”地响，他拿镊子夹着一粒比芝麻还小的螺丝，往表芯里放。我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有个客人说好今晚来拿表，我走了人家白跑一趟。”
那件旧车票就是从那时候揣进采访本的。我本来想写一篇关于北滘手艺人聚落的稿子，题目都拟好了，叫《公园门口的巧手们》。后来稿子没发，因为农机站要拆了改商铺，站大街的摊子一夜之间被清了干净。修表的男人搬去了隔壁镇的农贸市场，临走前把没修好的几块表还给顾客，剩下的零件装进铁皮盒，塞在自行车后座上。他母亲——那个问话的阿婆，次年开春就过世了。我在她灵堂前看见那个铁皮盒，里面躺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车票，票根上还留着圆珠笔写的一串数字，仔细看，是他的传呼机号码。
今年我回北滘参加老同事儿子的婚宴，饭后一个人走到公园门口。铁栅栏早换成了矮石墙，门口两棵榕树还在，底下立了个指示牌，标着“中央公园”“儿童游乐区”的名字。傍晚六点半，有人开始摆摊了——但不再是修表的。卖手机贴膜的、卖网红气球的小伙子占了靠马路的位置，扫码支付的提示音响个不停。我在路边站了十几分钟，眼睛一直往红布上瞅，没瞅见一把镊子。
这时有个穿校服的女孩骑车经过，车篮里放着一卷红纸，她歪着头问我：“叔，你在这站着是等人吗？”我摇摇头，想了想又问：“这附近还有站大街的吗？”她笑了：“有倒是有——那边便利店门口，每天都站着一个老头，谁路过他都问人家‘要不要修表’。”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便利店冷白的灯光底下，真有个瘦小的身影倚在墙角。走近了才认出，竟是当年农机站旁边配钥匙的那位。他今年该有七十多了，穿着灰夹克，胸口别着老花镜，面前的小马扎上摆着一个布包，拉开拉链，里面整整齐齐排着几根瑞士表带，一条条用橡皮筋捆好。他认出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一颗齿轮，锈的。
“留个念想，”他说，“当年他那套工具，修表那人走的时候全送我了。”
红布上没有镊子，墙上也没有半个字的招牌。他等来的客人都是老主顾的孩子，一个个骑着电动车过来，叫声“阿伯”，把表往他手里一塞，又各自忙去了。那块旧车票我一直没扔，现在还夹在2019年换的采访本里，纸面去年有点潮，被我压在字典底下烘了半个月。便利店门口的灯到晚上十点准时熄，他走时把马扎叠起来，夹在腋下，跨上一辆老掉牙的女装单车，链条发出“咔嗒咔嗒”的响。路灯照着他的背，那么瘦，却又像那棵榕树一样——看着朽了，根还死死抓着这一片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