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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汀山有站街的小姐吗在哪里啊|一张2008年的租房收据

翻抽屉底,找出一张叠成豆腐块的收据。淡黄色纸,油墨洇开,“汀山市场后街13号,押金三百,租金四百五,2008年4月7日”。字是圆珠笔写的,房东姓何,那个瘦高个,总穿一双解放鞋,收钱时眯着眼数两遍。

那年我23岁,刚来厚街,在汀山一家鞋材厂做跟单。厂里宿舍八人间,铁架床上下铺,风扇嗡嗡响,夜里总有人磨牙。干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托老乡找了这间出租屋。何叔说,前头租客是个湖北妹子,在附近发廊做洗头工,走的时候,墙上还贴着一排大头贴。

厚街汀山有站街的小姐吗在哪里啊?那年头,这个问法在厂区工人嘴里,就像问“食堂今天有没有辣椒炒肉”一样平常。汀山不大,主干道一条,岔进去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下午五点,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出来。穿工服的,趿人字拖的,蹲在便利店门口喝可乐的。但你要是拐到市场后街,画风就变了:粉红色灯管的发廊全拉上卷帘门,只留一道缝,里头坐着的女人,膝盖上搁一只小包,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也不看你。

收据边角的一行小字

收据背面,何叔用铅笔写了行小字:“欠电费36元,7月15日前交回。”那是我退租的事。我住了不到半年,因为厂里搬去厚街白濠,要走。临走前,我把钥匙放桌上,何叔叫住我,说屋里墙上有钉孔,得扣二十块。我懒得争,掏钱走了。

半年里,我对门住过三个租客。第一个是贵州来的焊工,夜里十点下班,煮一锅挂面,呼噜打得震天响。第二个是个年轻女人,穿碎花连衣裙,头发染成酒红色,每天中午出门,凌晨两点回来。楼道窄,我们偶尔碰面,她往里缩一步,让出半边空。她不看我,我也不看她。后来她搬走那天,留下半个西瓜在地上,切好的,用保鲜膜封着,西瓜皮上还沁着水珠。

厚街汀山有站街的小姐吗在哪里啊?有老乡在厂里问过这话。老员工叼着烟,用手往市场方向指:“你晚上八点以后,去后街的路灯底下看,那种穿短裙,站在垃圾站旁边抽烟的,就是了。”但话说回来,问的人多,真去找的人少。大家下了班,也就是打打牌,喝两瓶青岛,刷一刷手机里直播的短视频。站街这种词,在车间里更多是拿来当玩笑的。

后街的灯与巷子里的饭馆

汀山市场后街,白天和晚上是两个地方。白天卖菜的推车占着路两边,卖鳝鱼的拿水管冲地,溅到裤腿上。晚上七点半一过,菜贩收摊,地面湿漉漉的,垃圾车轧过去,卷起一股菜叶和塑料袋的混味。这时候,路灯亮了。黄色的灯,不是白炽灯,老式的,罩子蒙着一层灰。灯底下总有人站着,有些是等活的零工,手里拎着写“搬运”二字的硬纸牌,有些不是。

出租屋楼下有一家潮汕汤粉店,老板姓蔡,晚上开到医院门口去卖夜宵。他有句话常挂嘴边:“我这店开了十二年,半夜什么人都见。有人吃碗粉,接个电话,哭得眼泪掉进汤里。有人打包两份,走两步又回来,说忘了要塞辣椒。”蔡叔说,有些女人也来吃粉,点一碗最便宜的,连肉片都不要,就喝汤。吃完走,丢下两只硬币在桌上,叮当响。他从不问她们住哪楼。

我收据上那间屋子的窗户,正对着对面楼的一扇窗。那窗挂了整整半年的蓝色塑料布,风一吹鼓起来,像帆。到退租那天,我才看见那平台上晾着一件男式白衬衫,一只袖子垂下来,滴着水。楼下回收旧电器的人推着三轮经过,喇叭里放着录音:“旧手机换盆,旧手机换剪子。”

“何叔,这楼里住的都是什么人?”我锁门时问了句。
他掸了掸烟灰,慢悠悠答:“都是讨生活的人。讨生活的意思,就是谁也不问谁的生活。”

收据背面的水渍与现在

那天傍晚我搬行李,三轮车就停在垃圾站旁边。站街的不见了,可能换了个路口,也可能那天没出来。倒是有一只黄色的流浪猫蹲在车斗里,打量我,喵了一声。我把它赶下去,它窜进巷子里,消失在一堆装瓷砖的空纸箱后面。

2008年出租屋月租450元
2008年市场快餐5元(两荤一素)
2008年厂线普工日薪38元

现在汀山那条后街还在,路修宽了一截,水沟盖上了水泥板。菜市场搬了,原址改成停车场。粉红色灯管的发廊早拆了,现在是一家连锁奶茶店和快递驿站。何叔不知去向,出租屋那栋楼漆了黄漆,装了门禁,按铃要刷卡。

那张收据一直夹在我那本《注塑工艺手册》里,书从厚街带到东莞,又带到深圳的书架上。闲下来翻书时,它“啪”地掉在膝盖上,纸张脆得像薄饼。我看一眼背面的水渍,不知道是从屋顶漏下来的,还是那年夏天一只西瓜滴的汁。楼下的猫后来再没见过。最近一次过厚街,坐公交经过杨屋路口,雨刷把窗玻璃刮得干干净净。我低头看手机,之前搜过的那条问题还挂在历史记录里——厚街汀山有站街的小姐吗在哪里啊——搜了一圈没有答案,页面底下推送了一条蓝色链接:东莞市就业帮扶服务热线,服务时间早九点到晚六点。

窗外一辆电动车载着铁架疾驰过去,雨点打在铁皮上,噼里啪啦,像那一年出租屋窗外的动静。我关掉手机屏幕,屏幕上印着指纹的油痕,手指蹭了蹭,又沾上一点。车过了汀山派出所的路口,那个消防栓还在,红漆剥落得差不多了,底下露出一圈铁锈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