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东环路一条街位置｜修表匠抽屉里的半张公交票
我这抽屉里压着半张公交票，1998年的，秦皇岛公交公司印的，红底白字。票面缺了右下角，剩下几个字：“东环路—河口”。那一年我在东环路一条街位置摆了个修表摊，摊子就支在街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老槐树现在还在，只是树皮上多了七八道车蹭的印子。
当年我从唐山过来，口袋里就一把镊子、三瓶表油。第一天出摊，愣是有人拿着手表问我收不收。我说修，不赏光您看一眼。女同志说：“师傅，我这梅花表进水了，走了三天就不动了，您给瞅瞅。”我掀开后盖，里面水雾蒙蒙。她说这表是她公公留下来的，老人1992年从轧钢厂退休，天天早上七点半就把它戴到手腕上。
树荫底下过日子
东环路一条街位置不算闹市，可它有它的热闹。早上五点半早点摊支起来，豆浆、油条、豆腐脑，冒白气的锅挪到路边，芝麻烧饼贴在炉壁上，往下滴油。我六点摆开案子，七点迎来第一笔生意——一个骑三轮送水的兄弟，表带断了。我没收他钱，找个旧皮子给他缝上。他放下两瓶水，那水我喝了一天。
这条街东西走向，南边是玻璃厂家属院，北边是棉纺厂的职工楼。中间夹着一家国营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理发三元”，推子总发出老式电机的嗡嗡声。树底下放棋摊的老头姓周，以前在厂里开铣床。他每天搬个小马扎来，看我们摆弄机芯，也不说话，偶尔咳嗽一声。
就在东环路一条街位置，我认识了半条街的人。
修表这行当，靠的是手稳、心静。夏天地气蒸上来，人容易浮躁。我总备着一壶凉茶，放在工具箱上。有小孩跑过来，看螺丝顶针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眼睛眨也不眨。我有时送他一枚用表的旧发条，小孩拿去拴钥匙，第二天又跑来，问还能不能再给一个。
半张票的由来
那张票是怎么剩半张的？1998年9月7号，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中年人，手里攥着这张票，走到摊子前。他说：“老师傅，我这表坏了，路上颠的。”表是上海牌机械表，后盖已经送开了，秒针卡在三和四之间。我拆开一看，游丝乱了一团。
他站在树荫里看我修，过了十几分钟，说：“您这手艺，比厂里修理工强。”我说混口饭吃。他接着讲：“我跑销售的，一天到晚在车上，表得准。这张票坐了一路，过海阳路的时候，车颠起来，人往前栽，表撞在扶手杆上。”
修好后他递过来两块钱，又把这半张票放在我摊上，说：“留个纪念，没有它，我也不会找您修表。”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一张车票怎么会剩半张，他拿剪刀剪过？但那张票我就压在玻璃板底下。
“表这种东西，您对得起它，它对得起您。人对劲儿了，它走得就准。”
后来那中年人来过两次，一次带了他儿子，上初中，缠我教他拆齿轮。我给了他一个旧闹钟拆着玩。第二次来他提了半袋花生，说自家种的，放下就走了。从此再没见过。
树还是那棵树
2010年街区改造，原本的水泥路面铺了沥青，路宽了两米，但东环路一条街位置还是存在。老槐树没砍，砌了个树围子，就绕着它。旁边的理发店换了三手，先是改成小超市，后来又开成快递驿站，墙上的漆从绿变黄。打棋摊的老周走了——他2015年冬天去南方儿子家，再没回来。那把马扎我收着，搁在摊子后面。
我现在还在同一条街，只不过移了十几米，租了个小门脸。宽度四步，走进去刚好够两个马扎和一张折叠桌。墙上钉了三块木板，放一些别人不要的旧钟表。有一只挂钟是纺织厂退休女工送来的，走时不准。她说这钟是结婚那年买的，1985年，“不要修，就放在您这儿挂着，我看个响”。如今那钟还在墙角挂着，走一阵歇一阵，响还是响的。
手工的表越修越少，电池的表换得倒勤。
有人拿手机看时间，路过还探头问：修表呐？我说修。多数人只是问问，并不坐下来。但总有几个老主顾，走到树底下，扔给我一支烟，指指手腕上的老表。那表盘上的玻璃都磨花了，秒针戳在表蒙子里，一颤一颤。他们不催，坐在马扎上，看我揭开后盖，里边游丝转得像一片细叶子。
| 物件 | 来源 | 去处 |
| 上海牌机械表 | 跑销售的乘客 | 还给他 |
| 半张1998年车票 | 同上 | 压在我抽屉 |
| 旧闹钟 | 初中生拆装练习 | 他爸带回，后来孩子送了回来 |
去年秋天一个傍晚，风把路上落叶吹到门口。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站到我柜台前，拿着一个旧表壳，说：“师傅，您认识这表吗？我爷爷以前常在树底下修表。”我抬头看他的脸，眉眼里有老周的影子。他掏出一张黑白的相片，2016年拍的，里边老周坐在马扎上，旁边摆着一块表。
我把那张半张车票又翻出来，在灯底下照了照，红底已经褪成粉白，字迹模糊到手指几乎摸不出来了。小伙子看着票，又看我手里的相片，慢慢点头，没说话。他把表壳放在桌子上，叫我看看里边的机芯。
我拿起镊子，顶了片刻，发现摆轴卡着一根细尘。我说：“能修，你坐，等个十来分钟。”他坐下了，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翻开来，夹着更多的旧票根——绿色的是去海港区的，黄色的是到开发区。一张一张，角磨得毛了。
窗外路灯刚亮，槐树的影子斜进来，在水泥地上拖得老长。表修好了，我递给他的时候，秒针走动了三下，卡回原位。他把那张半张票留在抽屉深处，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说了句：“槐树底下能修表的人，就剩您了。”我没回答，低头收拾手边几颗拆下来的齿轮，其中一颗沾着一点红印，洗不掉，像车票上褪下来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