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城中村扫黄｜老教师手记：巷口理发店的霓虹灯管换过三次

午后三点，我照例去府山公园下棋。路过天皇巷那条窄弄时，墙根蹲着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正拿本子记电表箱上的号码。我晓得，又是城中村联合清查的日子。这几年，衢州城里那些藏在出租屋间的暗门子，被扫过好几轮，可总像石板缝里的潮虫，晾一阵又冒头。

我在这一带住了四十三年，教了三十一年书。学生里有当片警的，有开出租车的，也有当年混过巷子后来收手开了早餐店的。今天这文章，算是个老一辈的闲话，记几条亲眼见过的门道，给年轻人提个醒。

一、扫黄查什么？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先给几条干料，这些我都是隔着窗户看过、听茶摊老友念叨实的。

查的是“两证一照”之外的营生。理发店必须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按摩店得有《特种行业许可证》。天皇巷中段有家“阿珍发屋”，玻璃门上贴着“烫染”二字，但后窗常年挂着深红窗帘。片警小吴跟我下棋时漏过一句：那种窗帘后面多半放着一张折叠床——这就不合规。
盯的是用电异常。2021年秋，供电所抄表员发现后街一栋三层农居房，白天用电量小，晚上十点后飙升。一查，二楼五间房都装了热得快和加装浴霸，配电箱跳闸三次。这不是普通租房，后来联防队上门，拉走三床垫，遣散四个女的——都是外地来的，最小的才十九。
看的是“站街”时间。真正的城中村，站街的不会站大路，都缩在洗车行和废品站之间的拐角。夏天傍晚六点半到七点半最密集，穿拖鞋、妆很浓，手里摇把塑料扇。有次我遛弯路过，一个红衣女人问我：“叔，买不买空调？”我说不买，她扭头就走——那暗语，我懂。

老话讲：扫黄不是把门一踹就完事，要断水、断网、断房东的租金念想。可房东只说“租给他们的时候说是打工妹”，你能拿他怎么办？

二、记忆里的三次大扫荡

我经历过的衢州城中村扫黄，能数出三回大的。

头一回	1997年夏	上下街改造前拆除大量板房	主要清按摩店里的“盲人推拿”招牌
第二回	2008年冬	通衢路城中村扩路	突击检查出租屋，查获录像厅三间
第三回	2019年5月	创文明城市动员	所有门面招牌统一换新，“美容”“发艺”全改为实名制

那回2008年的，我记得清楚。腊月二十三，小年，晚上九点多，被子都叠好了。楼下突然响起电喇叭：“所有住户请开门，配合检查。”我趴窗沿看，四辆中巴车停在樟树下，下来二十多个协警，手电筒白晃晃。对门那对“表兄妹”被带下楼，女的拿围巾包住半张脸，男的低头提个塑料桶。后来才知，那桶里是没用完的橘子味润滑剂——这是公开的秘密，但谁也不会写到纸面上去。

那些“证件”是最大的障眼法

第二回扫荡查出一件事：很多出租屋挂的是“网咖”牌子，实际二楼隔间里摆着两张床。有个河南来的老妈子，整天坐门口打毛线，见人来就问“休息不”，见人走就收五十块。她后来跟我说，她儿子在建筑工地摔残了，她得挣这块钱。我给她端了碗稀饭，她眼泪吧嗒掉进碗里。

这能怨谁？扫的是黄，扫不掉人为了活下去的那口气。但法就是法，违法的事，不能说“不容易”就放过。

三、村里人怎么看？街坊老实话

我走访过城中村住平房的税务老张、卖酱香饼的山东夫妇、还有收废品的江西老何。问他们扫黄有没有用，说法各异。

老张说：有用。以前半夜总有电动车乱停，喇叭按得响，扫了几次后清净多了。
酱香饼大姐说：好处是巷子里再没人往电线杆上贴“招女工”的纸了。坏处是，那些女的没活干，有去菜场偷蒜头的。
老何说：他收废铁时见过防暴队抬走的席梦思垫子，上面有指甲印。他叹了口气，说下次碰上年轻女孩，会多给两块钱收她的塑料瓶。

我常想，衢州城中村那片歪歪扭扭的出租楼，像一块旧膏药贴在老城区边沿。扫黄是撕膏药，可撕完底下那道红印子，总得有人拿药膏慢慢抹。

四、后巷的煎饼摊还在

最近一次动静是今年三月。天皇巷后头的工农巷拆迁在即，推土机停了两台。最后一次清查，带走了两个在楼顶养鸽子的老头——他们房里查出一叠假身份证，据说是帮熟人代办的，其中就有一个开出租屋的房东。

大家以为扫完就完了。可前天傍晚，我路过老邮局墙角，一个女人蹲在那儿卖橘子，筐上压着块硬纸板，用记号笔写着“本地橘，三块半斤”。她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风吹开她没扣严的外套，领口露一截淡青色纹身——是一朵莲花，可能是水笔画的，也可能洗不掉。

我买了两斤橘子，走了二十步回头，她已经站起来，沿着围墙往火车站方向走。手里拎的塑料袋里，好像装着卷起来的铺盖。

收废品的老何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扫黄谁都会，可要让她们不再回来，得给她们找把正经能靠的凳子坐。”那天傍晚，那女人没等到那把凳子。台阶上还剩三只她留下的橘子，皮有点皱了，像被风吹过很久的旧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