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夜晚街头妹子｜夜市收摊后的真实模样
晚上十点一刻，我从钢铁大街拐进那条窄巷子。路灯黄得发浑，照在水泥地上像泼了一层隔夜茶水。巷口卖烤红薯的铁皮炉子还冒着白烟，推车的大姐正把没卖完的红薯一个个捡回纸箱。她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干活。这地方我叫它“妹子街”，其实不过是挨着几个老小区形成的小夜市，全长不到三百米，做的是街坊生意。
这一带跟包头的白天气质完全不同。白天这里是钢厂和稀土公司的车流，载重卡车碾得路面嗡嗡响。到了夜里九点半以后，多数摊位收了，剩下些卖袜子、手机壳、发光气球的小摊。包头夜晚街头妹子们这时候才显出另一种忙活——不是白天那种风风火火的赶路，而是蹲在摊位前借着手机屏幕的光，把最后一双童鞋塞进蛇皮袋。
我走到第三个摊位前。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发，穿件灰色冲锋衣，拉链拉到下巴。她正把几件毛衣从铁架子上取下来，叠成方块码进身后那辆旧面包车。车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搬家拉货”电话，下面被人用黑色记号笔加了一行：可拼车。
“你这毛衣多少钱？”我问。
“八十，纯腈纶的，不扎。”她头也不抬，“要拿走的话六十。”
我说我只是路过看看。她这才直起身，把散到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路灯从侧面打过来，她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晒痕，像戴了半张旧面具。
夜班里睡觉的姑娘
再往里走十几步，有个卖奶茶兼烤冷面的小摊。摊主是个看着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穿着粉色的围裙，围裙上印着“果麦”两个字，油点子已经渗进布料。她坐在折叠椅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像鸡啄米。旁边的保温箱里插着几根吸管，风吹过来，吸管互相碰着，发出咔嗒咔嗒的细响。
我轻轻敲了敲摊面铁皮。她惊醒，眨眨眼，先看我的脚，再看我的手，最后看我的脸。
“吃啥？”她声音有点哑，从喉嚨里挤出这两个字。
我要了份烤冷面，加鸡蛋加肠。她动作还算利落，打蛋、翻面、刷酱、撒洋葱末，但嘴角还挂着刚才睡出来的印痕。面饼在铁板上滋啦响，热气扑上来，把她眉毛上沾的一粒干葱花熏得微微翘起。
“几点收摊？”我问。
“包子铺开门。”她说，“我回棚子睡到中午，下午三点再过来。”
我问她困不困。她笑了一下，没回答，把烤冷面装进纸碗递给我。我注意到她右手小指侧面贴着一张创可贴，边缘卷起了，里头露出泛白的皮肤。她顺着我的目光把手缩回去，往围裙上蹭了蹭。
我端着那碗烤冷面站在路边吃。面酱偏咸，肠是淀粉肠，咬下去粉渣渣的，但她给了一个煎蛋，蛋黄还是软的，流了一点到我手指上。
桥洞下的旧手机摊
夜市尽头靠近昆都仑河桥洞的地方，有个手机贴膜摊。摊主是个戴毛线帽的男人，四十多岁，旁边蹲着个女生，大概十七八，穿着校服，裤脚往上卷了一圈。她拿着一部屏幕裂成蛛网状的旧手机，用手指甲抠着裂缝里的灰。
“能修吗？我后天要交实训报告。”她头也不抬。
毛线帽男人把手机接过去，翻来覆去看：“屏碎了不是大事，主板泡过水了。”
“就修吧，多少钱？”
“不一定修得好。明天下午你来拿，修不好不收钱，修好了收你八十。”
女生站起来，把书包带子往肩膀上勒了勒，朝桥洞另一头走了。走了五六步又转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块德芙巧克力，掰了一半放在贴膜摊边缘的布上，没说话就走了。
毛线帽男人看着那半块巧克力，咳了一声，没捡，继续低头拆手机后盖。后盖撬开的那一瞬，一股潮湿的霉味散出来，和夜市尾部的油炸串味混在一起。
我蹲在贴膜摊旁边看了看那部手机，电池鼓了一个包，像里头藏着一只小小的刺猬。毛线帽男人用一种细长的螺丝刀挑开排线，动作很慢，像在剥一颗很烫的栗子。
“这机子两年前买的吧？”他终于开口。
“不是我的。”我说。
他没再问，只是在铰链处点了一滴酒精，用棉签来回擦。酒精味刺鼻，但盖不住桥洞底下那一股常年渗水的潮气。
我退出来，沿着原路往回走。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刚才那个卖奶茶的姑娘正在收凳子，她把四张塑料凳叠在一起，用橡皮绳捆住，搬到三轮车的车斗里。车斗边缘放着一个旧保温杯，杯身掉漆的地方露出银色内胆。
她发动三轮车，引擎突突响了两声。轮胎碾过地上的一张传单，传单上印着“家电下乡”四个字，角上被人踩了一脚，留下半个泥印。车尾灯先是憋着红，接着闪了一下，就拐进了巷口那片黑里。
鸡蛋膜还粘在我指纹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