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子里面女人多｜煤炉边听来的闲话
腊月里天黑得早，我那小杂货铺子刚点上灯泡，隔壁裁缝铺的刘婶就掀帘子进来。她手里攥着半包受潮的火柴，往柜台上一墩，嘴巴先叹出口白气。
“你说窑子里面女人多——这话搁早年间，谁不认？可我跟你讲，那会儿壮工棚里女人也不少，满打满算，比窑子里的还多呢。”
我一听就乐了，从暖瓶里给她倒了碗热茶。刘婶是沈阳铁西区老住户，五十年代那拨工厂家属，见的事儿比我卖过的酱油牌子都多。
她抿了口茶，指头敲着桌面：“我十八岁那年，跟你叔刚从关里过来。铁西那边整片整片红砖家属楼，一排排像火柴盒摞着。我家住的三层筒子楼，一层十二户，公用一个水房，冬天水管子冻住了，得拿开水浇。你说那楼上楼下，多少女人？光是咱那层，东头张家三个闺女，西头李家婆媳两个，中间那户山东胖子，老婆加上小姨子，加上他老娘——嗐，连哭带笑的，满耳朵都是娘们动静。”
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冒泡。我抓了把瓜子搁她面前，她剥了两粒，接着说。
“那时候女人多不多？真多。但你要说“窑子里面女人多”这老话，也不是没道理。我婆婆活着时候讲，伪满那会儿，和平区太原街后面那条巷子，两溜平房，门口挂半截蓝布帘子。天一擦黑，帘子后面透出煤油灯晕儿。那地方，女人确实多，多的不是人头，是花样——有会唱二人转的，有会算账的，还有能给你纳鞋底子的。我婆婆说，她有个远房表姐，实在没饭吃了，去那儿帮工烧水，一个月挣三块大洋，还管两顿棒子面粥。”她说到这，停了一下，“可那种钱，烫手。”
我没接话，给她续了水。铺子外头北风刮得电线呜呜响。
刘婶又说：“后来五八年，公私合营，那巷子改成了街道被服厂。我进去踩过缝纫机。厂里一百多号人，女的占九成。那才叫窑子里面女人多——不过此窑子非彼窑子，是砖窑子旁边搭的工棚，妇联给办的缝纫组。可你们年轻人不懂，那会儿叫‘妇女生产自救’。”
说到这她笑了，皱纹挤成一团：“我在那厂里干了十二年。冬天屋里生一个铁炉子，烧煤坯子，烟筒从窗户洞伸出去。女人们围着炉子烤窝头，手冻得通红，还要捻线头。有个叫小芳的，山东泰安人，手指头让针扎得全是眼儿，还成天唱《沂蒙山小调》。你说，这跟旧时候那窑子里女人，哪个更苦？”
她没等我答，自己摆摆手：“都苦。但苦法不一样。旧窑子里的苦是没根，像浮萍；厂子里的苦是有根，扎在地里，累，但天亮有盼头。”
炉边记下的旧话
刘婶的话叫我想着去年秋天收杂货时翻出的一本旧户口本。我家铺子从前是街道居委会的库房，墙角钉着几排铁架子，前年拾掇，从顶层的灰纸箱里摸出个蓝皮本子，封皮印着“第七居民组家庭登记册”，一九六三年。里面钢笔字写着每家每户人口。
我翻了翻，总共二十八户，登记在册的成年女性七十九人，男的只有五十四。底下有行批注：“妇女劳动力集中，可组织编筐、糊纸盒。”——你瞧，女人多的地界儿，从来不止窑子。
那册子现在还搁我柜台底下。有时晚班没人，我拿出来看看。有些名字旁边画了圈，有的打了勾。我不认得那些脸，可光看名字能猜着几分：张秀英，王桂兰，李淑珍——都是硬邦邦的，带着北方泥味。也有个把“小梅”“丽君”，想来是家里宠的。
瓦片底下几辈人
前阵子电热毯坏了，我去太原街买新的。老巷子拆得差不多了，剩一家五金店还开着，老板是个退休工人，头发灰白，店里头堆满轴承、麻绳、搪瓷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后巷那排挂蓝帘子的小平房。
他哼了一声：“咋不记得。我十几岁时候，那儿是澡堂子。后来才改的帘子。那会儿我妈路过那块老绕道，说那地方邪乎。其实谁家没个难处？我二姨就住那后头，守寡带三个娃，硬是给人家拆洗被褥，一条两毛钱，冬天手上全是口子。窑子里面女人多，可她不是那窑子里的。她是窑子后面那排灰砖房里的。”
他搁下螺丝刀，从柜台底摸出一块包着旧报纸的玻璃镇纸：“这玩意儿是那巷子拆的时候捡的，上头刻着‘九如’两个字。不知道是个名儿，还是个号。我留着压发票用。”
我买好电热毯出来，天又飘雪了。路过那工地围挡，里头是新楼的地基，钢筋露在泥巴里，落了一层白。机器哑着，几只麻雀在铁架上蹦。远处有推土机的橙黄色影子，靠在灰墙上。
我握着那电热毯的纸盒子，忽地想起刘婶说完所有话之后，又闷了一句：“女人多的地方，故事就稠。可故事到最后，都变成煤灰，落在炉台上，扫一扫，倒掉，谁也不记着哪块是哪块。”
她说的那句话，我到现在还搁在心里。店外头有人喊：“老板，还有蜂窝煤卖不？”
我应了一声，转身进里屋去拖煤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