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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南门晚上耍的巷子|电焊光里的旧棋盘与五块钱的茶

二零二三年十月,我又一次拐进南门广场东侧那条窄巷。下午六点半,天光还没收尽,巷口修车摊的哑巴师傅已经扯出电线,把一盏六十瓦的灯泡挂在歪脖子槐树上。灯泡底下支着张马扎,马扎上坐着个戴鸭舌帽的老汉,手里捏着三颗磨得发亮的象棋子在等对手。我数了数巷子两边的铺面:五金店、配钥匙摊、裁缝铺、还有一间卖纸火的和一间卖卤肉的,门脸挨着门脸,油腻和铁锈气味混在一起。

这条巷子没有正式名字。老住户管它叫“南门小巷”,从解放街南侧的缺口进去,弯弯曲曲走到底,能通到利民街。早年间晚上比白天热闹——不是霓虹灯那种热闹,是电焊弧光忽明忽暗,锤子敲铁皮的叮当声,还有收音机里秦腔的吼叫。现在不一样了。收拾得规整,路面铺了透水砖,路灯换了LED的,白色光把每个人都照得清清楚楚。

有人问我,晚上到底在这条巷子里耍什么?棋盘、茶摊、胡琴声音。你要肯坐下来,五块钱一碗八宝茶,能在马路牙子上听三个小时的老段子。

十年前的光景

二零一三年这个时候,巷子还是土路,夏天一场暴雨就能冲出小水沟。我住在巷子中段的大杂院里,四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前院是修摩托的老陈,后院是卖羊杂碎的马婶,东厢房住的刘老头,退休前在秦腔剧团拉板胡。夏天晚上,刘老头搬出竹椅坐在门口,拿松香擦弓毛,一拉就是俩钟头。

那时候电费贵,路灯又坏了一半。但巷子里的铺子都亮着门灯——老陈的修车铺挂着“兰州摩托车配件”的木牌,黑漆剥落得差不多了,他舍不得换,找块硬纸板写上“补胎三块”,用铁丝绑在门把手上。灯光昏黄,照着他手背上的机油印子,和地上摊开的一堆活塞环。

最热闹的是夏天晚上八点以后。棋盘从来不用找,谁的摊子前围着人,棋盘就在谁那儿。老陈修车铺门口的地上常年放着一张木板,锯开的废旧包装板,上面用油漆画了楚河汉界。棋子是他自己用圆钢割的,每个有二两重,丢了一个心疼半天。有一回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路过,看了三分钟棋,从兜里掏出个铁疙瘩——正是一枚丢了的黑炮。老陈二话没说,给他递了根好烟。

马婶的羊杂碎锅支在巷子另一头,蜂窝煤炉子烧得通红。她舀汤的姿势利索,右手拿勺,左手抓香菜,每碗都量匀。价格记不太清了,大概小碗四块,大碗六块,加肝加肚另算。她不管收钱,桌角放个铁皮盒子,找零自己动手,从来没人多拿。

“这巷子就是银川的肚脐眼,”刘老头边拉琴边说,“白天看不出门道,晚上一蹲,才知道城市的肠子在哪儿蠕动。”

八宝茶是刘老头自己配的。冰糖、红枣、枸杞、葡萄干,偶尔加一片陈皮。他不卖,只给蹲在跟前听琴的人分——当然一个月也得喝掉他半斤冰糖。有年轻人过意不去,隔天扔下两瓶汽水就跑。他一直念叨那两瓶北冰洋,说味正。

消失的声响

变化从二零一六年底开始。老陈的摩托车配件生意不好做了,电动车维修占了半间屋子。他找人在门口焊了个铁架子放电池,电焊的时候弧光把巷子照得发蓝,空气中飘着金属灼烧的焦味。我蹲在旁边看,他说:“别照我脸,焊渣子进眼睛不是闹着玩的。”

刘老头那年冬天摔了一跤,再没出来拉板胡。他儿子从筒子楼里把他接去金凤区的单元房,东西收拾了一整天。旧胡琴装进帆布套里,套子上用红油漆写着“银川秦艺剧团”的编号——字都磨花了。据说那把琴是八十年代跟团去西安交流时买的,面板上有一道裂痕,用蜂蜡补了三回,正好压在高音区的边缘。

马婶的羊杂碎摊子撑到二零一九年。那阵子创城检查多,炉子不让摆在屋里外头,她改成电煮锅,但味道总差那么点老香气。后来房租翻倍,她顶给一个卖烤鱿鱼的,自己回永宁老家带孙子去了。铁皮盒子她带走了,说是留给孙子存硬币。

巷子的晚上逐渐安静下来。

电焊光偶尔还亮一百响。哑巴师傅接过了老陈的修车摊,眼神比老陈还尖——他不用开口,比划个划痕,你再补胎两分钟完事。换的是齿轮油,他用手指蘸一点凑到鼻子底下闻,确认是原厂货才倒进去。有回他捡到一部手机,举到路灯下摆弄半天,用螺丝刀拆开,清理了听筒里的灰,然后放在修车铺窗台上等人来领。三天后一个穿校服的孩子跑过来,哑巴师傅指了指屏幕,确认他能接打电话,才点头放他拿走。

我没换地方。每个月还去两三次,带一杯茶或者两瓶酸奶,蹲在哑巴修车铺对面看行人。路灯下象棋的人换了一茬,现在用的象棋是塑料的,宽大,颜色鲜亮,落子声音脆但没分量。有人从网上买了一张折叠棋盘布,边缘印着二维码,扫码是电子版棋谱教程——没人扫,大家还是习惯自己摸子看路。

现在晚上什么样

说不上多冷清。天一擦黑,巷子里有几盏灯准时亮。

哑巴师傅的电焊铺亮到晚上九点,有时会接到门口的活。他动作没有电光火石,反而是反反复复的。别人焊接口打眼,他却蹲下来用锉刀修毛边,然后拿钢尺比量。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认这个细节,粗糙的职业他有条明底线——进他门面,焊条没糊弄过谁。

再往巷子深处走,左手边第二家是个棋牌室,门头都不写了,玻璃门常年开着,里面的白炽灯比街上亮。里面摆四张自动麻将机,但是靠墙那桌永远是象棋——桌边坐三个人,两个下,一个看。看棋那位手里端着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和决明子,看落子急了他不说话,只是凑近一点,从喉腔里发出一声“哎咦——”带着尾调。下棋的人也不恼。

最近半年多了一个姑娘,二十来岁,穿工装外套,胸前别着金丝边工牌,可能是附近的房产中介或者设计师。她每天傍晚在哑巴铺子门口支个小马扎画画,拿铅笔描槐树的枝丫。画累了就买一碗隔壁的羊杂碎坐在马婶原摊位跟前的位置上——现在改成卖炸串了,店名叫“小胡炸串”,老板是个胖小伙,炸串的口味倒是不差,总在油锅边上放一碟干辣椒面。

姑娘说画完了把它钉在修车铺的板子后面,不图挂多久,就是给这条巷子存一张脸。

哑巴师傅不接话,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随手拿起一块废铁皮,用粉笔画了个圈——大概表示“你这幅画我认下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拧一颗螺丝。铁皮在路灯底下白晃晃的,上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底下一条线,不知道是巷道还是城墙根。

我把马扎向后挪了挪,回头看了一眼巷口——那个戴鸭舌帽的老汉还在等第二局。他面前放了一只搪瓷缸,盖子上有一道掉漆的月牙痕。远处传来三路公交报站的声音,玻璃门棋牌室里哗啦一响,塑料象棋哗啦倒进布袋里。

哑巴师傅放下螺丝刀,从围裙兜里摸出半截粉笔,抬手在铁皮上又画了一条竖线,连着先前那个歪太阳——这下看清楚了,是一条从太阳底下伸出的小路,弯弯斜斜,修车铺门口有一道电焊光正好落到线头上。他把铁皮翻了一面,然后对我指了指这条巷子深处,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几声零碎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