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火车站后面一条街｜老茶客的竹椅还摆在原处
老周：
你问起什邡火车站后面那条街，我昨天刚去打了一转。你走那年，街口那棵黄葛树还只有碗口粗，现在树冠把半边路面都罩住了，树下卖凉粉的摊子换了三个老板，最近这个在盆边贴了张二维码，扫出来是个憨笑的中年男人头像——怕是哪个亲戚帮他画的。
那条街没名字，门牌上就写“站后街”三个字，邮电局的老地址簿里也是这么记的。从车站出站口右拐，穿过一段铁栅栏，栅栏上常年挂着“禁止攀爬”的掉漆铁皮牌，再走七八步，路面就从水泥变成六角形水泥砖，砖缝里长满了车前草。街不宽，两个人并排走就得侧身让卖菜的三轮车。但你别小看这夹缝里的地方，每天下午三点后，街中段那排平房就把折叠桌摆到屋檐下，几十张竹椅齐刷刷对着马路，老茶客们端着盖碗，能坐到路灯亮。
茶水铺与修表摊
靠车站那头第一家是赵婆婆的茶水铺。炉子用白铁皮焊的，烧蜂窝煤，水开了铜壶嘴儿直喷白汽。她的花茶八毛钱一碗，续水不另收。你当年在这儿喝的最后一碗，还是用的那只有缺口的蓝边碗——前年打碎了，她特意去杂货店配了只一样的，碗底模子印着的“成都瓷厂”四个字，比你走时淡了许多。
紧挨着茶水铺，是王师傅的修表摊。他的一块黑绒布铺在玻璃柜上，柜里摆着几十只表盘，有的指针停在两点四十七分，有的连表针都没了。去年他收了个徒弟，是个不爱说话的男孩，整天用镊子夹着细小的齿轮往放大镜底下凑。王师傅说，这行当不怕人笨，怕的是坐不住。街对面卖卤肉的郑胖子总拿这事打趣：“你那徒弟的手机屏幕，比你修过的所有表加起来都亮。”
米店与弹棉花铺子
再往里走二十步，还有一家卖粮食的，门口垒着麻袋，袋口敞着露出白花花的大米。老板姓龚，五十多岁，腰上拴一条帆布围裙，口袋别着一杆小秤，称米时秤杆翘得高高的，让你觉得占了便宜。他老婆在铺子后头用老式的米斗量碎米，喂十几只芦花鸡，鸡食盆是半截搪瓷脸盆，盆底“抗美援朝”的红字磨得只剩个“援”字。
对门的弹棉花铺子，每到秋后就热闹起来。老陈头戴着灰色毡帽，背着那张弓走进铺子，整个巷子都能听到“嘭嘭”的弦响。他改过一架旧木梯当操作台，棉絮在他手下像云层一样翻涌。弹好的被子用白布单裹好，四角缝上红线，主家来取时总要在门槛外拍拍身上的絮子才进门。去年冬天他关节炎犯了，他儿子开回来一辆皮卡，拉走半车棉籽壳，说是要给人做软床垫——老陈头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最后还是跟着车走了。
你要找的那家烧饼摊，就藏在米店和弹棉花铺子夹出来的巷口。做烧饼的男人是罗江人，每天凌晨四点生火，案板上撒一层薄粉，面团擀成条，抹上菜籽油和花椒面，卷起来压扁，铁鏊子上烙到两面焦黄。他烤烧饼用的是一把半米长的铁钳，钳口包着红铜，说是他爷爷留下来的。烧饼一块五一个，你走那年是五毛。
候车棚下头的棋局
街尾巴连着车站的货运小门，铁门常年锁着，只留一道行人侧门。门边有个水泥砌的候车棚，顶上石棉瓦缺了一角，雨天会漏下一串水珠，正好滴在棚下那副石头棋盘上。棋盘是拿黑漆画的，掉色后有人用粉笔补，粉笔灰被雨水冲进棋格的沟槽里，年复一年，沟槽深了不少。
常在这下棋的是几个铁路退休职工，其中戴鸭舌帽的那个，总把裤脚卷到脚踝上方，说这样缝里不钻风。他下棋有个习惯，落子前必先捏起自己的茶杯盖子，在杯沿上划三圈才动手，说这是叫醒还在睡觉的棋子。旁边的看客比下棋的急，有人蹲在水泥墩上，有人把电动车撑在路边，歪着身子探脑——谁提了个臭招，准有人“啧”一声，也不明说，只低头去抠棋盘缝里的石子。
上周六我路过时，看见有个穿校服的男孩蹲在棋盘边，书包搁在膝头，看得入神。鸭舌帽大爷抬头问他：“你爷爷是不是姓吴？”男孩摇头。大爷就说：“那你跟老吴学的那个摸鼻子动作倒像。”男孩被伙大笑弄得满脸通红，抓起书包跑了，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远远喊着：“我明天还来！”那声音撞在候车棚的墙上，又弹回空荡荡的货场方向。
你当年托我给你留的酱缸，我从茶水铺后头搬到你老屋的窗台底下了，缸沿压着一块青砖，砖上是王师傅用油笔写的“周”字，笔画快磨没了。你今年回来，记得先去车站后面那条街走一走——郑胖子的卤肉摊后头，去年新装了个电铃，挂的是铁轨边捡来的旧铃铛，用手一揪，响声能顺着六角砖缝，颤到街口那棵黄葛树根上去。
先写到这里。等你回来，茶钱我出，饼子你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