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南站阜阳｜行李堆里听来的那些话
“老板娘，你这儿有没有绑绳？我那个蛇皮袋口子裂了。”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蹲在我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半截尼龙绳。那是2019年秋天，汽车南站阜阳站前广场还在翻修，围挡上贴着“创建文明城市”的红标语，尘土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梅，烟盒都压扁了，递过来一根，我没接，只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卷塑料打包带给他。
他用牙咬断一截，蹲着把蛇皮袋重新勒紧，袋角上印着“尿素”两个字，里面大概塞着被褥和几件厚衣服。我说你这是要出门？他头也没抬，说去宁波，车是下午两点半的。
车站门口的凳子，最听真话
我那店开在售票厅斜对面，卖矿泉水、桶面、扑克牌，还有成包的卫生纸。门脸窄，三平米，房租一年比一年贵。好处是离进站口近，等车的人总爱在我这台阶上歇脚。日子久了，谁是要出远门打工，谁是送亲戚回家，一眼就分得清。
那男人把包捆好，坐到我递过去的塑料凳上，又问有没有晕车药。我说这站里没有药店，只有对面小卖部有那种一块钱一板的茶苯海明片，他摆摆手说算了，忍一忍就到。他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缝，按了半天才亮，给谁发了条短信，又放进兜里。
旁边一个烫着卷发的大姐插嘴：“阜阳到宁波，要坐十几个钟头吧？”男人说十二个小时，卧铺大巴，夜里十点才发车，去了正好赶上第二天早上进厂。大姐说那还好，她上次去苏州，坐了八个钟头硬座，腰都要断了。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袋子
实际上，汽车南站阜阳这儿，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人。拎着布包的学生，扛着编织袋的瓦工，抱着小孩的年轻妈妈，小孩手里攥着咬了一半的“盼盼法式小面包”。候车室座位不够，很多人就坐在行李箱上。我曾经数过，单是下午三点那一个小时，从我门口过去的人，至少有十一个提着“某鸭小蛋糕”的红色塑料袋——那是旁边超市卖得最好的零食，五块钱一袋子，能塞饱肚子。
那个男人后来跟我多聊了几句。他在宁波一家汽配厂干了三年，年底回来收稻子，前几天把地流转出去了，今年不种了，打算把老婆也带过去。他说厂里给租了房子，每月两百块，有空调，比家里的平房还暖和。卷发大姐听了一拍大腿：“那你还犹豫啥？我儿子在温州，一个月休两天，一天十二个钟头，也没见他说苦。”
“不是怕苦，”男人顿了顿，“是老家这张床，睡习惯了。”
他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我没接话，低头扫着地上的瓜子壳。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广播里喊“宁波方向的车开始检票”，他站起来，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又回头问我：“老板，你这儿有矿泉水吗？车上要喝。”
我递给他一瓶农夫山泉，问他还有没别的要带。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想了想，又加了一包“达利园”蛋黄派。“我姑娘爱吃这个，”他说，“上次回去没带，她嘟着嘴好几天。”
卖出去的每样东西，背后都吊着心
做车站生意，最怕两种人：一种是车要开了才跑来买东西，急得满头汗，说没零钱；另一种是磨蹭到最后一班车错过，赖在门口不走，跟我借充电器。借充电器的小伙子，后来成了我常客。他老家在临泉，在杭州做外卖员，每个月回一次阜阳，每次都在我这买两罐“红牛”提神。他说南站这趟动车快，三个半小时到杭州东，比大巴舒服太多，但票贵，赶不上促销就得咬牙买普快。
前年腊月二十六，晚上九点多，南站已经没什么人了，一个包着灰色头巾的老太太提着一塑料桶香油进店，问我有没有一次性杯子。她说她孙子在广东上班，过年不回来了，托司机带点家里磨的香油。她把桶放在我柜台脚边上，说：“丫头（她这么叫我），你说这桶油拎到广东，会不会洒？”我说你拧紧盖，再拿胶带缠一圈就行。她买了两卷透明胶带，蹲在门口仔仔细细把桶口缠了七八圈，看得我鼻头一酸。
夜里十点半，最后一班车走了
老太太走后，我去关卷帘门。锁门的时候听见隔壁卖报的老杨在打电话，说台风要来了，明天到宁波的班次可能取消。我回头看了一眼电子屏，确实全是不正常的红字。这种时候，一整个站都安静下来，只有自动售货机的冷柜嗡嗡响。收拾柜台时，那只塑料桶留下的油渍还在地砖上，像一小片润开的云。
拿拖把擦了两遍，没擦干净。我用指甲刮了刮，发现那油已经渗进砖缝里了。
等明天天亮了，太阳一晒，那些脚印还是会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