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女人对性要求高吗｜一张旧发票引出的规矩
二〇〇三年夏天，我在乌鲁木齐南郊的旧货市场淘到一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里面夹着一张粉色的发票，开票日期是1996年7月12日，抬头写着“和田地区蚕种站”，品名栏只有四个字：种羊租赁。金额三十七块五。那会儿我刚从修理铺学徒出师，满脑子都是机油味，看见这张发票只觉得奇怪——谁家租羊要开这种正式票据？
后来在喀什老城的茶摊上，我听一位放牧四十年的大叔讲了个透。他说的地方在叶城，零二年那阵儿，维吾尔族牧民家庭如果要改善自家羊群的品质，常去畜牧站租一只良种细毛羊。这张发票大概是当时某个家庭的凭证。租期三周，每天早晚各放一次，傍晚主家要用温水擦洗羊的后腿。婶子们做这事特别讲究，毛巾必须是用碱水煮过的，说是“羊也觉得脏东西硌得慌”。
你问新疆女人对性要求高吗——先说清，这话在县城集市上、在洗衣池边，从来不指向男女那档子事。南疆牧民说的“性高”，指的是牲口的性子烈不烈、配种准不准时。一个女人管理着一个羊圈，她夜里听半圈动静就知道公羊哪天该挪圈。这不是道听途说的混话，是我亲眼见的：有次在疏附县的乡下，一个戴白纱巾的女人，二十几只母羊排成单行让她检查蹄子，羊群在她手底下不惊不窜，像沙地的犁沟一样笔直。我蹲在墙根下抽莫合烟，看了快半个钟头，心里服气。
第一次沾到这件事
九六年秋天我跟着甘肃来的工程队修布尔津县的公路边房。工地的东侧是三户牧民合用的一块配种场，泥地上竖着两排木桩，没顶。黄昏的时候风从额尔齐斯河面刮过来，带着腥甜的干草味儿。有个叫阿依夏的老母亲，她负责把隔栏门一道一道扣好，然后喊她女儿——那姑娘十五六岁，扎两个粗辫子——手里兜着一种黄褐色粉末，围着羊群绕圈撒。
那粉末是干紫苏叶和黑胡椒按七比三磨的。女人一旦觉得最近这群羊发情期不集中，就用这个料拌在豌豆粒里喂。没人教过她们，娘们儿自己从布里亚特那边流传下来的法子那年在县畜牧技术站被登了记。我带的小工姓卢，是个精瘦的后生，蹲在现场看了一下午，搓着手问老太太：“你们闺女管这事儿，不嫌腥气？”
老太太没抬眼，只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圈里点了四个点，对我说：
“羊肚子底下那不是一口气的事，是老天的把式。管理牲口讲究时辰、气味、还有声音。她要不是心里明镜似的，圈就白了。”
——我一个字不动地记在纸烟盒的锡箔里，比那张发票工整。
那时候我才知道，在这片戈壁上，女人对“性”这个字的理解首先落在地上。她们真正在乎的是羊的高矮肥瘦、亲缘远近、每天的动静对不对。那阵子恰好我去县兽医站办过药的备案单，见过一份白底黑字的挂历纸上用一种竹管笔写着几十行的谱系图——谁是三年前那只白额母羊的小姨，谁又是另一条线上的堂兄。那张纸的右下角压着红拇指印，印痕淡得像日落前的月亮。你给我叠一沓港钞我也不乐意用这事混过去。说“要求高”，那是城里头的词语，沙漠边她们说的是“留不得半点糊涂”。
The 六张借款里的温度
还是在南疆那个蚕种站附带的一个尼龙袜厂子里，会计是个锡伯族辫子盘得很高的女人。她柜子里有一个铁皮盒子，里面留着几年下来十来个微信发票本样的硬纸卡。其中六张都是用铅笔来写的，内容不外是“八月借马骑一人”“秋乌拉斯台林一带放了五天羊的补贴”。最边上那张金额是二十二块，写的是“配种三天草料二斗半”。所有硬纸角上都用指甲划着一道印，估计一只划一头羊的进度。
我问她这么做有什么底？她说都塔尔琴那些谁没吃过早上羊圈苦的人不懂。那边的男人不谈这个，但是每个买羊的黑市商人一看到划痕都在挑个好出身的，出手精得很。那不是合同那东西也不如塑料垫板儿，可见的都是她一口一个名字叫出来的。“昨儿她家头胎受不住了想要人晚上搭个手，今儿她家大兽要在正午用西风的位置拦截暴躁的公羊，”她说完拉柜子再收拾半天才肯走。那些道子就是活的家谱，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标准清单。母羊们不关心你有多会跳舞。她们在意门口的玉米是不是隔日新鲜的，绵羊身上的毛比纱线还滑至少两指。
等到零四年再往尉犁县的农场上走，住在一户正翻修畜棚的大院里。晚饭的主妇炸着油香说话。她提到自家的床——那跟任何床单无关——她在紧挨着土角一楼靠东的开间里，除了一铺叠好被套大沙发，另外放有整条的羊毛填扁垫板。她说野性受不得热，那就多扫两遍砂。女看管到晚上不是自己睡。
具体用了多少年我回忆不出精确年份，只记得她用葫芦剖成的水瓢舀一勺晒过的苜蓿水，把那只脚步打褶腿还有点瘸的公羊给引到铺上时，那个青筋在把手里握着的利索劲头多年教我后背出汗。管它是兽还是器物，老到懂得伺候自己该伺候的脏器流转。她就是顶高的要求——一件母鸡带着小鸡散步般往规矩上引事的人都有形有度的事天不亮照旧该干嘛干嘛，不情当灯宣。
那条路上还有很多黑旧本子都在每个正主手里躺着。那种一辈子不从口头去与人计较的脾气倒成了一种格局。看事情从木格子小窗的这边偏向另一边，远近都是她们摆自己的摊子。过日子里没有敢情之醉和之梦，就是你咬住哪一说就往万涓里下去，干透了你的舌头也不带上任何酸话。
一件未兑换的票
帐本随身的第六年，我到塔城一个熟皮摊去收老的工件土箱。老板娘五十来岁，蓝布头巾下露出的白头发亮干爽的空气，腿脚下放着一只瘪孔的铁皮水桶。我看见她手臂挂着的顺条硬绳上一节拴着一个杏核大小的生铁钥匙，钥匙上用漆描了个字目——可惜掉了半边但左边那个永字清楚。摊子上只有她不理我，我说这钥匙跟那辆三座位的手扶拖拉机对上吧？她空一手递出一张看不清尘积厚的证明给我看：上面盖着乡服务站三角形。
写的是可领配一个规格的白云落地麸皮四十斤（后补计划批内），签字处是她娘家的死生如爸留下的别名——“托合提二”。她大半年忙没把这凭证去把消耗用了。
那钥匙能打开仓库的中锁、拿得上常形的东西，偏就是不去动用。
“屯里风气”，她收起说，手上的扳头一把带走土捻子回家做饭正是暮鼓更笃定的时间去替换里衬才能睡得着贴自己的脊梁。
这大概也算她们的洁癖中的天一份妥当紧实。压脏，修断，理顺再到给更低的牛休整一条规矩的红石小道走。头道的拉粪刮板上胶层都是女人趁天色亮时缠上去的。她们什么也不夸比别人——但是隔两条巷宰的一只公牛肉全碎场，哪个能捡出最完好的籽皮靠谁抱怀里晒太阳摆棋，那就自有分量。前年冬季城下乡有视频队的青年在路上掉了一只小羊崽的两片肉膘拿去登记的无果落他的死路就跟着下雪了。去年我再过这家门吃稀饭，那个铁盒钥匙还挂在原来那钉上动也未动。挂在脏乱的木廊底下和半根横挂过的农爬犁结挂在一起发出细锐不长的回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