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城南小巷子在哪里｜旧城墙根下的卖菜巷还在用

去年秋末，我领着三个外地学生去找那条巷子，导航在城南转了三圈，最后是卖豆花的阿婆指了路。巷口那棵老榕树的气根垂到地面，根须里塞着几辆生锈的自行车。现在这条巷子叫“城南市场后巷”，可我们本地人还喊它“卖菜巷”——名字糙，但实在。

要问漳浦城南小巷子在哪里，你从旧车站往南走，过了那座石拱桥，看见一家招牌褪成粉色的“阿香理发店”，从它旁边那条只容两人并行的岔口拐进去，走三十来步就到了。巷子不长，弯三道弯，尽头是老城墙的夯土墙根，墙根底下一排青石条，磨得发亮，下雨天会泛油光。

从国营菜站到豆腐西施

我1978年调到城南小学教书，每天穿过这条巷子去上课。那时候巷子比现在宽些，两边是土坯墙，墙上钉着木牌，写着“第三生产队豆腐组”“国营蔬菜门市部第二供应点”。早上六点半，巷子里全是拉板车的人，车上堆着带泥的萝卜、带露水的空心菜。

巷子中段有口老井，井栏是整块花岗岩凿的，井绳在石头上勒出三道深槽。挑水的人排着队，水桶碰水桶，叮叮当当响。井边常年蹲着几个婆娘洗衣服，棒槌声“啪嗒啪嗒”的，混着她们唠家常的嗓门。有个叫秀兰的，丈夫在粮站扛包，她每天在井边卖豆腐，板子上的豆腐用白纱布盖着，掀开一角，白嫩嫩的水光发亮。

我记得清清楚楚，秀兰的豆腐一块钱能买三块，她总多给我半块，说：“林老师，你嗓子哑，豆腐炖冰糖去火。”她儿子小军在我班上，功课不好，但每次巷子里遇到我都大声喊“老师好”。后来秀兰不卖豆腐了，去厦门跟儿子住，井还在，井绳换了尼龙绳。

1993年，巷子口那堵塌了半截的土墙被推平，盖了个铁皮屋。第一个老板卖卤味，姓陈，每天下午四点开窗，卤猪蹄的香味能飘到巷子尾。铁皮屋门口总贴着一张红纸，用毛笔写着今日菜价，字是陈老板自己写的，歪歪扭扭，但认真。

那几年，漳浦城南小巷子在哪里这个问题，随便拉住一个放学的小学生，他都能带你跑到铁皮屋门口去。因为陈老板店里卖一种五分钱一颗的薄荷糖，铁盒装，盖子一开，凉气扑脸。

后来陈老板去广东跟儿子落户，铁皮屋换了卖五金电料的，姓周，矮胖，整天坐在小板凳上看报纸。那报纸永远摊在膝盖上，翻来覆去读同一张。再后来周老板回老家了，铁皮屋空了一年半，屋顶锈穿一个洞，下雨漏水。去年现在这个老板租下来卖杂粮，小米黑豆绿豆红花豆，用白色塑料袋分装着，袋口用红绳扎着。

杂粮铺对面墙根下，摆着一张缺角的小木桌，常年坐着一个戴草帽的老人，修鞋。他不是每天来，下雨不来，太热了中午收摊，桌上摆着几把锥子、一卷蜡线、一罐胶水，胶水瓶口总是干的，要临时拧开滴两滴。他用的线是黑色的，很粗，缝出来的鞋底像蜈蚣脚一样整齐。

“我这手艺，现在没年轻人学了。”他把锥子扎进鞋底，手腕这么一转，“但城南这条巷子啊，我修了四十多年鞋，修的最多的不是鞋，是人的跟班日子。”

巷子靠城墙那段，有十级石阶，石阶缝里长着成片的马齿苋和鬼针草。石阶上头原来有户姓林的人家，门牌是铁皮的，蓝底白字写“城南路横巷7号”，钉在木门框上。那户人家养过一只三花猫，常年趴在门墩上晒太阳，见人咪咪叫。后来姓林的搬走，猫留给了新租户。

新租户是个做藤椅的手艺人，院子里堆着藤条和木架，刨花的味道混着墙根苔藓的味道。他做的藤椅扶手弧度很大，坐在上面摇，嘎吱嘎吱响。去年他来修我家一把旧藤椅，说要换三根承重的藤条，收了我十五块钱。

藤椅铺子隔壁，是间两层的红砖楼，楼顶放着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支架，锈得发黑，但从没人来拆。底下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用的还是黄得发脆的信纸，“寻猫启事，一只黄白相间，右耳有缺口，叫它锅盖会应”，落款是2011年，字迹被雨水洇开了，但“锅盖”两个字还认得清。

上个月，一个拿手机拍视频的年轻人站在巷口，对着镜头说：“今天带各位来看漳浦传说中的老巷子。”他站的那个位置，五十年前是杀猪的摊子，地上铺着粗盐。他问我要去哪里找个“有历史感”的地方，我带他去看了城墙根那块嵌进墙里的石碑，上面刻着“咸丰六年重修”几个字，碑角磕掉一块，刚好缺了个“咸”字。

年轻人拍了半天视频，临走买了两个杂粮包子，咬一口说：“这馅儿不错啊。”我说：“老规矩，香菇干贝馅，但是这家老板放蒜头多，以前秀兰做的最地道。”他没听懂秀兰是谁，点头哈腰走了。

巷子最深处那个青石条还在，端午前后，总会有人偷偷在那上面点一支香，插两支蜡烛，香火矮矮地烧着，也不久留。前天黄昏我看见一只橘猫蹲在石阶上洗脸，洗得很仔细，右耳缺了个角，它看了我一眼，没叫，跳上墙头走了。墙头那蓬苦荬菜倒比去年高了半尺，根须扎在砖缝里，黄花开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