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没有卖逼的女人？｜汉正街凌晨四点的塑料袋

2011年夏天，我蹲在汉正街老鼠街的出口数人。那时候手机还能换电池，我包里揣着两块备用电池和一瓶二厂汽水。有人问我，武汉有没有卖逼的女人？我头一回听见这话，是在宝庆码头一个卖早点的棚子里。老板往油锅里丢面窝，头也不抬地说：你问的是哪一种卖？

我和老板聊了四个早上。他说这问题得看怎么理解。假货有假货的卖法，真货有真货的卖法。他指指巷子深处那些拖着黑色塑料袋的女人——那些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仿版的匡威鞋，每双三十五块，论斤批发。她们从凌晨三点开始守在三德里巷口，像一群等食的鹭鸶。

第一种卖法

三德里巷口的路灯是钠黄色的。2012年冬天我记录过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蹲在消防栓边啃馒头，脚边是两麻袋的保温杯。我问她生意如何，她说去年冬天卖了三百多个，今年城管来得勤，只卖得一百多。她把保温杯的盖子一个个拧开给我看。

“水倒进去，四个钟头还是烫的。这日子也是，烫一阵，凉一阵，总归是自己捧着。”

那种杯子内胆是红铜色的。我买了一个，一直用到2016年搬家才丢。后来我在电脑城的档口又见到类似场景。广埠屯资讯广场二楼，硬盘和内存条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卖家是个戴金链子的男人。他管这个叫“卖水货”。我问他水货和行货有什么区别，他说水货也是货，诚实报价就行。

那次走访之后我发现，这城里没有哪个角落不出售东西。轮渡上卖雨伞的，归元寺门口卖香烛的，网吧里卖游戏点卡的。他们手里的塑料袋、信封、铁皮盒子，都是一种容器。容器的共同点在于——不打量来路，只清点数目。

2014年春天，我在胭脂路租了一个月的暗房。隔壁的布店老板娘每天早晨把碎布头装进彩色塑料袋，一袋两块钱。有个女孩每天来挑一袋，回去缝成百家被的样子。她说这不是卖布，是卖拼凑的运气。

胜利街的旧书摊主告诉我，他的书按斤卖，但诗集按本卖。他说诗集亏本，可是不亏的话，心里缺个口子。那时候我刚看完一篇报道，说回收价格双面打印比单面贵两毛钱。他觉得单面的纸可以裁成便签，双面的只能进粉碎机。

2016年秋天的某个傍晚，我在粮道街碰见一个蹬三轮的女人。她的车斗里堆着几十个白色的塑料桶，桶里是自家腌的酸豆角，八块钱一斤。她丈夫在后头推车，两个人从司门口一直走到螃蟹岬。

我问她一天能卖多少。她擦了擦颈后的汗说：“够给孩子交每月一百二的托管费。”她男人在后面补了一句，声音不大：“日子嘛，就是件过冬的棉袄，破了，自己补。”

这些年我深访过不下百个摊贩，发现买卖双方都遵循一种默契：货是真的或者仿的，价格是贵的或者便宜的，但面子上总得过得去。假发套叫“增发用品”，旧衣服叫“外贸尾单”，连菜市场里按堆卖的歪瓜裂枣，也被叫“丑果”。

有一次我问一个专卖铜器的人，这行有没有假的。他掂了掂手里的黄铜秤砣说：“假货会生绿锈，真货也生。你拿回去擦一擦，都一样亮。”那个铜砣我买下来放在工具箱里，到现在也没用过，但每次翻工具，都会摸一下它被磨得温润的顶面。

那些卖东西的女人从三德里走到大成路，从汉正街走到胭脂路，塑料袋换了无数个，里面装的货从暖水瓶换成了手机膜，从发卡换成了充电宝。我最近一次去汉正街是2019年，旧城改造的挡板围了一圈。巷口的消防栓还在，但已经没有蹲在那里啃馒头的人了。

拆迁前我去拍了最后一次。有户人家的门缝里塞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有一双没卖出去的帆布鞋，二十一码，系着粉红色的鞋带。塑料袋的提手用透明胶带缠过两圈，胶带上还沾着一点拉面汤渍。我提起来，能在袋底掂出薄薄一层灰——那是走街串巷时落进去的，和卖不出去的货一道，贴着袋底，像一层不说话的底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