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花约极品美女啪啪｜一张旧票根牵出的城南录像厅往事

我手里攥着这张褪了色的票根，是1993年11月7日晚上九点半，城南跃进路14号“红星录像厅”的连场票。票根上印着“第四排7座”，油墨洇开一小块，像被雨淋过的苍蝇屎。当年我坐在那个位置，前面隔两排就是老赵，他胳膊搭在椅背上，腕子上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的夜光针在黑暗里泛绿。

老赵那晚不是去看电影的。他三十七岁，在汽配厂跑供销，每月有百十来块“活动经费”。录像厅老板是他表弟，所以二楼角落那个带帘子的小单间，常年给他留着。单间里一张折叠床，一筐橘子，一台十四寸牡丹牌彩电，遥控器用橡皮筋绑在床头。老赵管这叫“会客厅”，但谁都知道，他等的是拿传呼机呼来的姑娘。

那晚八点四十分，录像厅正放周润发的《喋血双雄》。老赵从裤兜掏出传呼机，屏幕亮一下：“王小姐，九点，老地方。”他把传呼机揣回去，起身到售票窗口买了两根红豆冰棍，自己咬一根，另一根搁在单间茶几上。冰棍纸是蜡质的，红底白字，他折了三折，压在牡丹牌电视机底座下。

九点零二分，后门开了一条缝。进来的女人穿墨绿色呢子大衣，领口别一枚贝壳胸针，头发刚烫过大波浪，发梢焦黄，药水味还没散净。老赵站起来，把橘子筐往床边推了推，说：“吃冰棍，快化了。”女人没接冰棍，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报纸，垫在折叠床的枕头上。她这个动作极熟，像回家放钥匙。

录像厅的喇叭恰好换了带子，响起《甜蜜蜜》的前奏。老赵关掉小单间的门，帘子拉严实。那台牡丹牌电视没开，屏幕黑着，倒映出两个人影靠在一起的轮廓。外厅的观众不时爆出哄笑——那是周润发在说台词“我中意你”，但笑声隔着墙，关在这七平米单间里，就显得很闷，闷得像把脸埋进潮湿的棉被里。

约摸四十分钟后，帘子掀开。女人先出来，对着墙上的小圆镜抹口红，抹完把口红旋回去，放进呢子大衣右边口袋。老赵随后出来，把红豆冰棍的蜡纸从电视机底座下抽出来，揉一揉，顺手扔进门口的铁皮垃圾桶。那根冰棍没吃，化了一摊糖水，在茶几上凝成淡红色的圈，像干涸的印章。

女人走后，老赵又坐回第四排7座，接着看剩下的半部《喋血双雄》。他后来偶尔跟我提起那晚，只说了一句：“那妹子手劲大，把我衬衫纽扣拽崩了一个。”他没说纽扣崩在哪儿，我也没问。录像厅的灯到凌晨一点才关，老赵走的时候，门卫老周正打瞌睡，桌上放一包破了口的“大前门”。

那台传呼机和一串数字

老赵的传呼机是数字机，只能显示号码。他让我帮他记过一串代号——“668”，他管那叫“老朋友”，其实“668”是郊区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开公用电话的是个哑巴，见面只点头，不写字。

那年头没有手机，约人全凭传呼。老赵约人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下午先打传呼台，留上自己单位的电话，隔一小时再打到公用电话亭，等哑巴敲两声话筒表示“人来了”。然后约时间、地点，但绝不电话里说具体房间号，只说到“红星录像厅二楼，找老板。”

这套流程讲究的是“安全”——老赵怕被人顺藤摸瓜，传呼台、公用电话、录像厅，中间隔着三个接点，每个点的人都对不上全貌。哑巴敲两声是“到了”，敲三声是“走了”，敲一声是“没人等”。老赵把这三声规则用圆珠笔写在一张“红梅”烟壳里衬纸上，但那支笔没水，字迹断断续续，像虫子爬。

后来传呼台改成汉显机，老赵反而不适应了。他说汉字太清楚，清楚的东西留下印子，不如数字好赖账。

录像厅老板姓赵，是老赵的表弟，瘦高个，戴黑框眼镜，镜架断了条腿，用白胶布缠着。他柜台上压一块压花玻璃板，底下垫一张1991年的挂历，还有三张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人穿西装、打领带，背景是县招待所门口，几个男人手搭肩膀，咧嘴笑，其中一张老赵站在最边上，手里夹一根没点的烟。

老板的账本用牛皮纸包着，扉页写着“红星录像厅–对外放映登记”，但翻到后面，隔三页夹一页手写的“业务表”。表上不写姓名，只写日期、几点到几点、单人票还是双人票。双人票票价是单人两位再加一块，那多出的一块，老板说是“空调费”。实际那台春兰空调只在农历六月开，冬天全靠筒子炉烧炭。

老赵在这本账本里留下的记号是“4＋1”——四排七座，外加一个单间。老板每次用铅笔在“4＋1”下面画一道短横，凑够五道就划一个正字。到1994年开春，正字画了十一个，后来老板觉得不妥，把账本用浆糊粘住，塞进铁皮档案柜最底层。

1995年夏天，跃进路拆迁，录像厅改成“艳阳天歌舞厅”。老赵再没去过，表弟把牡丹牌电视搬回自己家，冰棍蜡纸早就没了，账本和照片一起装了纸箱，放回他家的床底。老赵那件崩掉纽扣的白衬衫，他拿去给缝纫摊换了个塑料扣子，扣子颜色跟原来的贝壳扣不一样，是牛奶糖纸那种淡蓝。

前年我在旧货市场看见一个铝盆，盆底刻着“红星”两字，认得出是录像厅用来给观众倒瓜子的。摊主开价八块，我没还价。买回来搁在阳台，种一窝小葱，葱长到半拃高的时候，盆底的“红星”就被根须盖住了。

上个月碰到老赵在公园下棋，他穿一件深灰夹克，手边放个保温杯，杯盖上已经磨掉了漆。我跟他提那根化成糖水的红豆冰棍，他愣了十几秒，说：“那冰棍是香蕉味的，不是红豆。”说完他又想了想，补一句：“你记岔了，那天她没进单间，就在后排坐了四十分钟，嗑了小半斤瓜子。”

我没跟他争。只是回来以后，我看完那本薄薄的《城南区志》，翻到娱乐场所一页，写着“红星录像厅，营业年限1990-1995，主营录像放映”。旁边有张小照片，拍的是录像厅外立面，门头上“红星”两个字是霓虹管，用红漆勾边。照片右下角有个穿墨绿呢子大衣的女人半截身子，大衣下摆停在取景框边缘，看不清脸。

空调外机早已锈得看不出原来的色。我站起来，阳台那盆小葱下面，那圈铜胆还在，但顶端的漆磨没了。风一吹，摇摇晃晃，像要给谁发一条没有人传呼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