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东站后面小胡同｜修表摊老樊的竹躺椅与狗
“你这表带是后配的吧？”老樊没抬头，眼皮子底下压着放大镜，镊子尖正挑着一粒芝麻大的游丝。
我把手腕往他摊子上的蓝绒布上一搁，“去年在二七广场那边换的，花了八十。”
“八十？”他终于撩起眼皮，鼻梁上那圈镜片的光一晃，“上个月一个姑娘拿表来修，表带断了，我给她换的包芯钢带，连带校时，收了她四十五。你那个，皮子不是头层，扣眼儿都豁了。”
我还没接话，躺在竹躺椅上的那条黄狗翻了个身，把肚皮亮出来，爪子在空中蹬了两下，像是梦见追什么玩意儿。老樊扭头喊了一嗓子：“大年！去去去！”狗没动，他又扭回来，用镊子杆儿点了点我腕子，“你往胡同深处走，路西第二个电线杆底下有个收旧表的，姓邱，他家北墙倒是有几根原装钢带，你要不图原装就挨我这儿等会儿，我手头这点儿活儿完事就给你截。”
郑州东站后面小胡同，头一回我来，是为了抄近道赶高铁。北门出来往右一拐，看见街边晾了一排军绿色的胶鞋，墙根儿靠着一辆“飞鸽”二八大杠，车座子上绑着块拆了标的老毛毯。那时候我正着急，压根没留神这里头还有什么门道。
一条窄到不能并排走两个人
过了两个月，高铁晚点，我在站外蹲得腿麻，索性顺着那些胶鞋指的方向溜达进去。胡同窄，最宽处也就一米半，两边的水泥墙皮子一块一块地掉，露出底下红砖来，砖缝里塞着干透的苔藓，手一扣就掉渣。头顶拉着个电线和晾衣绳交叉的“蜘蛛网”，绳上有几件孩子的黄校服，胸口印着“友爱路小学”。
走二十来步，石板路被三轮车压出两道槽，水从某处不知名的管子口滴答下来，在地上的凹坑里积成一面小镜子。老樊的修表摊就卡在这条槽的尽头，一张折叠桌，铺着那块蓝绒布，绒布角上烫了个烟洞，旁边压着一颗生锈的秤砣。
我第一次停下来，是因为他桌上那本《今古传奇》杂志倒扣着，风一掀，露出某页的彩色插图，画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我随口问了一句：“这书卖不卖？”
“卖啥呀，”他头也不抬，正拿一把小螺丝刀往一只上海牌手表的后盖里探，“我去楼下旧书摊淘的，一块五一本，看着解闷。你要借”，他拿螺丝刀指了指旁边的木头小板凳，“坐那儿看，别拿走，我一天就靠看了这本才能不看动静。”那话音儿里带着郑州这边特有的懒洋洋劲儿，听起来像是谁家的猫不想理人，又忍不住哼唧那么两声。
那块上海表是他的主业。表盘上“19钻”镶着红字，秒针走起来一顿一顿的，每一顿都带着“嗒”的响动，能听见里面挂轮吃力地咬着齿。老樊说这表是附近棉纺厂退休的一个李师傅拿来的，李师傅1976年结婚时买的，戴了快五十年，中间换过三次蒙子，表盖里头有一层淡黄色的包浆。“人家不换新的，说新表走得太脆，不像这个，每一下都有根儿。”他说着，拿两个手指头捻住表把儿，往后掰了一格外弦，表针动了，秒针的“嗒”声变得稳当了一点。
那只叫“大年”的狗认识胡同里所有人的脚步
黄狗从躺椅上跳下来，绕着我脚面嗅了一圈，又去看墙根底下的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上午吃剩的面条汤，浮着一层葱花，它伸舌头舔了两口，又把头埋到前爪底下卧着。
胡同里住的大多是纺织厂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姓李的修表师傅、隔壁卖烙馍卷豆腐的老孙、门口出租电动车充电器的保安小卢。老樊说，大年这条狗是五年前从行车道边捡的，当时颈上栓着根红绳，绳扣儿里别着一片剪了边的社保卡，只看得清姓名栏的一个“刘”字。
“养它那天我刚出摊，”他拿绒布擦了擦镊子尖，“旁边人都说这狗瘦得活不过冬天，我就给它起名叫大年，意思是它肯定能年年活下去。”狗耳朵动了一下，像是知道在说自己。
大年是这条胡同的巡夜哨。晚上十点左右，老樊收摊，把折叠桌和那把竹躺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推回家去，狗就跟在后头，一路走一路把鼻子凑到各家门缝跟前。有时候哪个老太太关着门喊一声“大年，乖”，它就在门墩边上坐一会儿，再颠儿颠儿地往前赶。修表摊白天不怎么热闹，来看表的多半是三三两两拄着拐来的老头，也有高铁站背后工地上下了夜班的泥瓦匠，请老樊给电子表换个电池，收费五块，老樊老是不收钱，“电池进价两块，你拿走吧。”
北墙根那排旧收音机
老樊桌子底下有个泡沫箱，里面码着七八个半导体收音机，燕舞牌的、红灯牌的、牡丹牌的，有的壳子裂开了，拿黑胶带缠着腰。他说这些都是别人不要的，他拆开看看里面的中周变压器还能不能用，给别的收音机换件儿。箱子上压着一台德生牌的数调机，天线拉出来足有半米长，顶上旋钮缺了半个。
有一回我帮他按住一台熊猫牌的机壳子，让他把它后盖的螺丝拧下来，里头那些挤得密密的电容、电阻、二极管，看着像一座微缩的州桥板楼群。他拿烙铁头尖儿挑掉一块旧的焊锡，随口说了一句：
“这东西跟修表一个理儿，凡是走得顿的，多半不是报时那一茬的毛病，是起动齿轮或某个老电容漏电。你得倒推回去，看它哪一口‘气’没上来，就好比人岔了气，你得把那股气给捋顺了。”他说“捋顺”两个字的时候，把手掌平着从胸口往下舒了舒，那动作干脆得像他调游丝时的手势。
我又去过好几趟，每次去都在那儿坐半小时，看一会儿他干活，偶尔搭两句话。他把李师傅那块表的表带截好递给我，我戴上，正好，没多余的一节。
前两天再经过那条胡同，老樊的桌子前多了一张折页纸，上面用签字笔写着一行字：“周六、周日不休，十一假期不休。”纸底下压着一块用了半截的橡皮擦，擦字那头儿的皮儿已经磨得发白，上面沾着一片蓝色的钢笔字迹碎屑。大年卧在竹躺椅下面，耳朵尖轻轻抖了一下，像是听见了哪间屋里传出的一嗓子黄梅戏的调门。墙根那排旧收音机有一台北海牌的，突然“滋啦”响了一声，又静了，调台旋钮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