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鸡窝搬哪了|老教师寻访记
三月初九,我骑电动车去城东修表。路过旧农机厂那片棚户区时,看见墙根底下蹲着个老汉,脚边一只竹筐,筐里三只芦花鸡。我刹住车,问他:“老哥,榆林鸡窝搬哪了?原来这巷口不是有个收鸡蛋的院子吗?”
老汉抬手往北指了指:“早挪了,去年秋就搬了。你往北走,过两个红绿灯,看见有棵歪脖子柳树,再拐进去五十米。”他说话时,鸡在筐里咕咕叫,翅膀扑棱起土灰。
那片地方我不陌生。早先的时候,家属院没拆干净那几年,巷子口常年堆着鸡笼,铁皮焊的,木头钉的,高的矮的,层层叠起来。每天早上七点半,一个姓孙的婆姨骑车三轮出来,车厢上扣着铁丝网,里头装四五十只鸡,活的。她在那地儿收鸡蛋,散养的,洋鸡蛋,双黄蛋,按大小分三堆卖。我孙子小时候,我隔三天去一趟,买六个鲜蛋,两块一。
搬到北边这条路,走了大约十五分钟。路边的杨树叶子还没长全,地上是去年落的干叶。拐进歪脖子柳树那条巷子,两边都是自建房,墙刷的半新不旧。走到第三家,门口挂一块白铁皮牌子,上面用黑漆写着“鸡窝收蛋”。铁皮底下绑着一根红毛线,风一吹就晃。
院里比原来小,只有两间砖房,一间是栏,一间是收蛋的棚子。栏里砌着水泥地台,铺了干稻草,鸡不多,六七只母鸡在垄上刨食。地上摊着一张旧报纸,上头落着几根鸡绒毛,页眉印着三年前的日期。
看场子的换了人,不是孙婆姨,是个瘦高男人,五十来岁,戴一顶灰布帽子。他正在那儿坐小板凳上择韭菜。我说想买几个笨鸡蛋,他头也没抬:“今儿没有,蛋刚送超市了。明早六点半来。”
我问孙婆姨去哪儿了。他放下韭菜,用袖子擦擦手:“那是俺姑,腿不行了,冬天摔了一跤,踝骨裂了,出不了门。现在这摊子我接。”他说“俺姑”的腔调像陕北榆林那边的人,尾音拖得长。
早年前的日子
我在这儿住了三十四年,退了三年休,以前一下班就爱往这肉菜市场后头转。当年这里不只是收蛋,还有配鸡饲料的。老杨头在后院垒了三口大缸,泡玉米粒子,缸沿上盖着麻袋,隔三岔五搅一回。那饲料掺切碎的苜蓿草味,夏天隔老远都能闻着。
那时候收蛋的人手上一把铁秤,衡杆是黄铜色的,秤砣墨黑,沉甸甸。每个蛋过秤前先往耳朵旁晃晃,听里头清不清。遇上双黄蛋,那人就搁单放在另一格铁丝盒里,说“成色好,留着给坐月子的”。后来电子秤出来了,铁秤挂墙角落,积了灰,再没人碰过。
现在这棚子里摆的是台塑料秤,红白两色,电源线拖到墙角插板上。秤盘比旧的浅,上头蒙着一层蛋液干透的痕迹,洗不掉。男人说,现在收蛋都是按筐收,整筐过称,倒进不锈钢槽,水泵冲洗,再走传送带打码。他哗啦一下掀开合板,露出底下的水泥槽,槽壁上残着半干不干的蛋壳膜。跟过去用手一个个捡的日子,完全是两套功夫了。
我问孙子明早来行不行。他说六点半开门,七点左右送一趟货。“你要吃笨鸡蛋,得赶那趟之前来。现在不比早先,散户养得少了。”他指了指栏里那六七只:“就这几只,隔天下三四个蛋,不够往外卖。街坊要,各拎各的。”
窝边的碎事
我坐在院子边沿的水泥阶上,点了一支烟。他拨开旁边一堆蛇皮袋,底下压着个小搪瓷盆,盆底磕掉一块瓷,露出黑铁。他说这是家里用了二十年的鸡食盆,跟他姑从榆林一路带来的。
“这盆还是俺大结婚时候买的,一整搪瓷盆,他年年在盆底贴上‘吉’字,字掉了,又贴,如今贴了厚厚一层,跟痂一样。”他笑了两声。
搪瓷盆边上垫着一块青砖,砖缝里嵌着旧谷粒,颜色发灰。男人把砖掀到一边,露出底下一只死蜜蜂,翅膀缺了半边,干燥,变成半透明的淡褐色。他拿指甲拨拉了下:“过冬冻死的,今春还没清。”他没有动它,把砖又放回原位。
快六点了,巷子里响起一阵自行车铃,一个端铝锅的妇女进来买腌蛋黄。男人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小玻璃罐,拧开盖,里头腌了六只,蛋黄通红通红的,像秋枣。妇女说道:“搬过来三年,你这儿味道次些,酱油还是原来的,就是盐水封头不如早先那个院子。”男人应了一声:“腌法没换,就是井水变了。早先的井在北边,那边填了路,现用自来水。”
那妇女端走四个腌蛋,锅里剩了两勺盐汁,风从巷口钻进来,把院角杨絮吹起来,一根白毛绒旋在半空,忽高忽低,最后落在那只干死的蜜蜂旁边。明早六点半我只能再跑一趟,但单是坐这一会儿,觉得也有些意思。
天色暗下来,歪脖子柳树底下有人晾出一条红床单,风把它吹直了又放下,像一个鼓了又瘪的布袋。我推起电动车,男人在后面补了一句:“你要是找啥好鸡种,明后天西关集上有人拉来一车芦花鸡苗,不过也不知道还在不在。”头也没回,直往家去了。
出了巷子再把车停住,回头望了一眼——白铁皮牌子悬在门口,红毛线还在晃。那笼里的鸡这时已经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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