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女人｜不跳广场舞，她们在河边练声
“你这调起高了，真高了，再高就顶到嗓子眼儿了。”李姐把手里的保温杯往石凳上一墩，盖子“咔嗒”弹开，枸杞红枣味儿散出来。她对面的年轻女人握着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简谱，眉头拧着：“刚才您说我低，现在又说高，到底哪个准？”
李姐“嘿”了一声，把杯子盖拧回去：“我是说你心里那个调儿，别老盯着手机。你瞅那棵老槐树，枝杈往哪儿长，气就往哪儿走。”年轻女人抬头看，槐树叶子哗啦啦响，阳光从缝隙掉在她们中间的长椅上，那儿还搁着半袋没吃完的煎饼果子，油纸袋子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从哪个石凳开始
这地方是城东公园的西北角，挨着人工湖的排水口，过了早上八点，跳广场舞的队伍就撤到南门去了，只剩两拨人——玩空竹的老头儿和练声的女人。我在这儿蹲了三个早晨，发现一个规律：来练声的女人，穿着越来越像去上班，练完了转身就挤公交。
周二早上六点半，一个穿藕荷色防晒衣的短发女人最先到。她不坐长椅，蹲在排水口的铁丝网边上，对着水面“啊——”了一声，惊起两只水鸟。然后她站起来，走到三步外的圆形花坛，绕着走圈，走到第五圈的时候开始唱《茉莉花》。唱到“芬芳美丽满枝桠”时，有个牵狗的大爷路过，狗停下来望着她，她停下来望着狗，大爷笑着说：“唱得比狗叫好听。”她也笑，说：“那是，我交了一年学费呢。”
李姐是这块儿的牵头人，退休前是厂办小学的音乐老师。她规矩多，但规矩不写成字，全凭口头传：“来得晚的，别往水边站，凉气往膝盖里钻。嗓子里觉得有沙子，就去那棵苦楝树底下站一会儿，树皮的味儿能清嗓子。”
年轻女人管她叫“李老师”，其他几个年长的就喊“李姐”。有个戴墨镜的中年女人，每周三来，来了也不唱，就坐在书报栏后面听。听够了，起来收拾自己带的折叠凳，走到李姐跟前说：“您今天那句‘船歌’的装饰音还是不对，气口短了。”说完就走，墨镜也不摘。李姐后来跟旁人讲，那是她以前在文工团的搭档，俩人因为分房的事闹翻了十几年，现在隔着一排冬青树互相听，谁也不先说破。
声音和它的去处
公园里的女人，嗓子里都装着一截自己都不知道的路。有人在家做饭时对着抽油烟机哼，只在公园里敢出声；有人跟儿媳拌了嘴，走到湖边喊两声，眼泪掉在沾着柳絮的石砖上，转头就摘一把野花回家插瓶。李姐说，她都瞧见过，但从不凑近。
有个穿旧工装棉袄的奶奶，每天下午三点来，先喂鱼，把隔夜馒头掰成指甲盖大的块儿，撒在通向湖心亭的石阶下面，然后坐在亭子里，不看人，看湖底。“我老伴儿最后那阵子，天天下午来这儿坐着，说听鱼吃食的声音像下雨。”她跟谁也不熟，但有一天忽然拉住李姐，说：“你还能唱《大海啊故乡》吗？那是他当年在厂里联欢会上唱的，跑调跑得没边儿了。”李姐说能，清了嗓子就唱。奶奶听了一半，说“够了够了，还是那个跑调的味道”，起身拍拍棉袄上的灰，走了。第二天再没来。
石凳上留下一个空烟盒，是“大前门”，压着一块椭圆的小石头。
物件和它们的念想
我数了数公园里的女人随身带的东西，跟想象的有些出入。手机、钥匙、药盒是标配，意外的是，三成左右的包里装着书，不是电子书，是纸的。有本《声乐基础教程》被翻得卷了边，书脊贴着透明胶带，内页有几行字用圆珠笔抄的：气息沉到丹田，想象腰腹是只坛子。
还有带着旧笔记本来的，封皮是暗红硬壳，写“一九八三年工作笔记”。翻开，前几页是教学目标、周课时表，后面夹着干枯的玉兰花瓣，再用圆珠笔写了一行：“九号台风过后，槐树断了一根大枝。”
那天练声结束后，李姐跟我说，这些物件她见得多了。“有一阵子流行带那种能录音的收音机，有人拿着它，说是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回去放给老伴儿听。放来放去，最后录的都是风声和水声。”
湖面的反光
最近一次去，是傍晚。夕阳把排水口的铁网照成金橙色，年轻女人还在练那首练不好高音的曲子，但改了口型，不发出声音，只对着水面的波纹比划。李姐坐在旁边，没指导，从兜里掏出一块姜糖，问：“谁吃？”没人应。她把糖纸剥开，塞进自己嘴里，腮帮子鼓出一块。湖水被风推着，一下一下拍打岸边，发出布匹抖动的声音。槐树影子里，那把长椅上的煎饼果子早被环卫收走了，剩下几粒芝麻在石头缝里，慢慢被蚂蚁们搬运。年轻女人手机响了一声，她低头看短信，李姐看见屏幕的光照亮她眼角的细纹。还没张嘴，女人先开口了：“是物业通知，明天早上停水，让我记得储存。”李姐“哦”了一声，把姜糖咬碎了，说：“那明天改唱《水调歌头》吧。”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都没再说要怎么练——湖面上这时候游过去一只绿色的塑料瓶盖，晃悠悠的，很快就被夜色浸得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