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后宅站街几点开始｜清晨五点半的第一笼馒头
我在后宅汽车站对面那棵老槐树下蹲了三天，才弄明白当地人嘴里的“站街”不是字面意思。卖豆浆的刘阿姨用围裙擦着手说：“你问站街？喏，早班车五点半进站，卖早饭的推车这时候就占好位置了，七点半城管来之前得撤，这就是我们说的‘站街’。”原来指的是沿街摆摊的规矩，几点出摊、几点收摊，在这里叫“站街时间表”。
后宅早市的时间标尺是那张贴在供销社墙上的手写告示。红纸黑字，毛笔写的，被雨水洇出几团墨痕：“即日起早晚市站街调整，早五点半至七点半，午后三点半至六点，逢星期一休市。”落款是街道办，日期是三年前的九月。告示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各摊主自备遮阳伞，黄线内经营。”
五点四十分，天蒙蒙亮。卖菜的老周推着二八大杠来了，车后座架着两只竹筐，筐里是带露水的鸡毛菜和茭白。他把秤砣挂在车把上，从兜里摸出一卷透明胶——地上画的那条黄线经过一个冬天，塑料胶带早就碎了，他得一段段补上。旁边卖鱼的秀琴婶子来得更早，塑料盆里的鲫鱼还在扑腾，她手里攥着一把湿稻草，准备给买鱼的人穿腮。
“新来的？看黄线。”老周蹲在筐后边，头也不抬，“靠马路牙子这半边是给人走得，那半边才是摆货的。你要是站错了，等会儿联防队来了是个麻烦。”
他说这话时，早班公交正好进站。车门哐当一声，下来七八个人，有背蛇皮袋去工地上的，有拎着保温桶上夜班刚回的女工。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停在卖豆腐的摊前，伸出三根手指。摊主也不说话，弯腰从纱布下切了一块豆腐，扔进老太自带的搪瓷盆里，收了五块钱。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没有人问价钱——价格贴在泡沫板上，用记号笔写着，风吹日晒了两个月，字已经发白了。
七点钟，太阳刚越过粮站屋顶，街面上的摊位已经排齐了。卖炒货的把葵花籽铲得哗哗响，卖鞋垫的把几十双布鞋垫摊在塑料布上，每一双都用橡皮筋扎着。有个修锁的小伙子占了一棵梧桐树的树荫，面前摆着配钥匙的机器，脚边竖着一块木牌：“配钥匙两元，开锁五元，晚上加急另议。”他是不占早晨这趟时间的——下午三点以后才来。
我蹲在卖菜摊旁边记笔记，本子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
| 季节 | 早市开始 | 收摊时间 |
| 夏天（五至九月） | 五点整 | 七点 |
| 冬天（冬至前后） | 五点半 | 七点三刻 |
| 雨雪天 | 六点 | 不定，看雨停 |
刘阿姨的豆浆摊在巷子口，一只煤炉、两口锅。锅边架着块铁皮，上面烤着糯米饼，一面焦黄一面白。她一边舀豆浆一边跟我聊：“三年前闹过一阵，说是统一规划要建什么便民服务中心，摊子都迁到菜场里头去。后来测了人流，说早市这拨人流量要大，车子进不来，就一直留到现在。中间有两年，换过两任城管队长，一个管得松，一个管得严。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超黄线、不留下垃圾，到了点自己收。”
正说着，马路对面来了辆三轮车，车斗里架着玻璃柜，里边码着两筐肉包子、一笼素菜包。骑车的三十来岁，戴太阳帽，停车后不说话，先看了一眼手表。有人凑上去问：“今天怎么晚了五分钟？”他回了一句：“早上发酵粉用完了，跑了一趟批发部。”那人“哦”一声，转身走了。全程没人提“晚”字，但大家都有数——这辆车的站街时间，是从六点四十到七点十五，准得像广播报时。
我在后宅住了两晚，住在镇东头一家老旅馆里，二楼朝北的房间，窗户对面就是供销社的仓库山墙。夜里听见两次三轮车拖铅桶的声音，夹着扫帚擦地的沙沙声。还有一次是清晨四点多，窗外吧嗒一声，我掀开窗帘，看见一个穿黄背心的环卫工把一篓烂菜叶压进垃圾车斗里，压完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又推着车往前走。整个动作利落得像机器，没有多一步。
第三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想撞一撞严冬季节真正的开场时间。四点三刻，天还墨黑。老槐树下亮着一盏头灯，光柱贴着地面晃。是个瘦高个老头，正蹲着往地上画线——不是补胶带，而是用白色的粉笔画一道新的。我从他身后走过，他听见脚步声，直起腰来，看了我一眼：“画线不能隔夜，露水一下，粉就成了泥，早上赶不迭的。”我说：“所以你是每天来画？”他没回答，又蹲下去，粉笔头在水泥地上拖出细密白痕。那一画，大概要十五分钟。等画完，他站起来，把粉笔头装进裤兜里，头也不回地走了。街上还是空的，风把昨夜剩的尼龙袋吹得翻了几个跟头，一直滚到黄线边沿才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