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站街｜老邮电局门口那片等活儿的阴凉地儿
现在谁还提“临沂站街”这四个字？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去年秋天我路过通达路，那排歪脖子法桐树还在，树底下停着两辆共享单车，车筐里塞满广告纸。以前那儿可不是这样，以前那儿蹲着一溜儿等活儿的人，工具袋靠墙码得整整齐齐，铁锹和灰铲子把儿朝上，像是种出来的一排铁庄稼。
那会儿是九十年代初，我刚从厂子里内退，闲不住，也拎着把瓦刀去站街。不是拉客，是等零工。那时候“临沂站街”是正经词儿，就是站街口揽活的手艺人。泥瓦匠、木工、油漆工，早五点半就到，晚六点半才散。谁家房子漏雨、墙皮掉了，跑这条街来找人，一找一个准。
蹲在台阶上的规矩
我们蹲的地方有讲究，得是邮电局东边那段青石台阶，一共十三级，被屁股磨得发亮。靠北边第一级是李瓦匠的专座，他手艺最好，砌的砖缝儿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南边第三级是老周头的，他主要修水管，工具箱里永远备着一卷生料带和一把半月形的扳手。
新来的不懂规矩，想坐中间那级，被老周头一脚蹬下去：“晌午日头毒，你坐那儿晒得慌不要紧，挡着后面看挂钟了。”大家扭头一看，邮电局墙上挂着罗马数字的大挂钟，那是指挥棒，钟面上的分针指向十一点，大家就开始收拾家伙什儿准备去对门的包子铺。
那时候没有手机，不兴打电话。谁要找人，都是骑二八大杠蹬过来，车后座上夹着两条烟或者一兜子苹果，往地上一搁：“师傅们，我家闺女出嫁要修个小院门。”不用多说话，抽签似的轮着来，今天你明天他，都有饭吃。
雨伞和搪瓷缸子
站街的物件儿也有讲究。每人身边一个搪瓷缸子，白色的，掉漆，上面大多印着“先进生产者”的红字。茶是家里带的，柳叶茶居多，泡得发苦，解暑。缸子旁边是干粮袋，帆布的，里面装着煎饼卷大葱，或者两个发面馒头。我不带干粮，我爱带一把旧雨伞——黑色的油布伞，折了根伞骨，用铁丝绞着。
这把伞给我招了好多活儿。那天下午三点的太阳毒花花，我正把伞搭在膝盖上扇风，一个胖子跑过来扶着膝盖直喘：“老师傅，您这伞能遮雨不？我们家楼顶露了个窟窿，现在外面飘雨丝儿呢，您给上去看看。”我说我不是修屋顶的，我是砌灶台的。胖子急了：“您甭管了，您手里有家伙什，能遮雨就能堵漏！”那活儿我干了三个钟头，用半袋水泥和几块油毡，把他家楼顶的裂缝腻了个严实。事后他多给了我十块钱，说那是“雨伞钱”。
那年月，“临沂站街”不单是找活干，也是找消息。谁家儿子考上了中专，谁家媳妇生了个六斤八两的闺女，都从我们这儿过。老周头的信息最灵，因为他修水管入户多，看得见各家的光景。有一回他回来蹲下就叹气：“东边胡同第二家，厨房漏水淹了楼下，儿子在深圳打工没回来，老两口自己拿盆接水。”大家听了都没吱声，第二天歇了半晌午，一起去把那家水管换了，没收铜板，吃了人家一顿凉皮。
挂钟的针歪了
后来城市改造，街边的法桐树修了三次枝。邮电局搬走了，挂钟摘了。原来的站街地点用蓝铁皮围起来，盖成了超市。打零工的人少了，手机上就能叫师傅。年轻工人穿着荧光背心，开着面包车，车上印着二维码。唯独台阶那儿还剩一棵旧树桩，锯得平平的，下雨天光溜溜地反着光。
去年我又路过，碰上李瓦匠的孙子，他在附近工地管安全。我俩站树桩边上抽了根烟，他说他爷爷去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站街那棵树的树皮裂开了，得用木楔子嵌上”。这孩子记到现在，从工地捡了块木楔子，真的嵌进树桩的裂缝里去了。我蹲下摸了摸，那木楔子严丝合缝，跟长在树桩里似的。快递员骑着电瓶车从我身边擦过去，后视镜挂着一串塑料雨衣，哗啦啦地响，我抬起头，太阳刚好从那棵被嵌了木楔子的树桩背后沉下去，路面的颜色深了一块，像是原来那块匾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