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站爱情街在哪里｜地铁A口出来往左拐，巷子尽头第二家花店旁
我是修鞋的，在成都西站这片摆了二十年的摊。手推车上的砂轮机换过三台，坐的板凳从木墩换成折叠椅，摊位也从站前广场挪到这条巷子里。总有人拿着手机问我：“成都西站爱情街在哪里？”我说你们说的爱情街，就是这条巷子，花店那一段，本地人叫它站北小巷。
早上七点半，我推车到巷口，老李已经在卖烤红薯了。他的铁皮炉子冒着白烟，红薯皮烤得焦黑，掰开一股甜味。旁边卖豆浆的刘姐在数零钱，她老公蹲在三轮车边啃馒头。这条巷子不长，从站北路口进去，走两百步就到头，两侧挤着十五家店面：三家快餐店、两家旅馆、一家彩票站、一家手机贴膜，还有王姐的花店。
巷子里的东西是慢慢积起来的
五年三月底，巷子中间那棵梧桐树刚冒芽的时候，西站候车厅还没扩建。我修鞋摊放在现在花店的位置，每天看着旅客拖着箱子经过。2018年算是分界，地铁通到西站之后，步子就密了，人也杂了。
巷子为啥叫爱情街，说法不一。我问过打扫这条街的赵阿姨，她说以前这有家录像厅，放的碟片多，男女来看爱情片，边看边哭。后来录像厅倒了，那面墙刷了粉色，又有人画爱心，前年画了一整面墙的字母和数字——就是现在王姐花店门口那面墙。
“白天看不出来，晚上灯一亮，墙上那些字反光。情人节前两天，排队买花的人挡我摊子，我不烦，数过一晚上卖出去四十七束。”
王姐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没停，她在剪满天星的枯枝。花瓣掉在水泥地上，浅紫色。她店里的白炽灯管悬在门头上，照得墙上的字清楚——用粉笔写的“阿霞”“建军”和几个绰号叠在一起，圆圈圈着名字，下面写年份。
顺着墙根走，看鞋底就能分出两类人
我的摊子靠在花店左边，跟王姐做了六年邻居。每天在这条的，两类人我一眼分得出。
第一类拉着行李箱，站在那面墙前拍照。他们手机举起来就对了，横的竖的，拍完发小红书，图上配“成都西站爱情街”几个字。拍完就四处走，找纪念品店。第二类提着塑料袋，来回踱步，站在花店门口不进来，头朝地下看。等一两分钟，另一个背双肩包的人过来，两人对一句话，往前推着走。这时候王姐会往外探个头，说“走好”。
写墙的名字有五十七个，我数过，涂掉的有一半，用白漆盖住的空了一块。赵阿姨说那地方原来写着“2019年5月我们”，后来被盖了，盖的人不让说是谁。我不打听。
鞋掌磨损的状况比说话有趣
男人修鞋，多半是旧鞋，鞋头踢破，水沟边踩滑了。女人修鞋少，多来换鞋跟垫，说站久了脚疼。我见过一个女人，白色运动鞋，鞋带换了红线，隔一天就来一次，跟王姐聊二十分钟。她不买花，走的时候，王姐递她一朵多头康乃馨，包在报纸里。
她拿了花从不往站里走，往巷子深处去。巷子尽头有面铁门，门边堆着几个破花盆，她站那定定心，再掏出手机看一眼屏幕，然后顺原路回去。有一次她鞋跟卡在井盖缝里，我帮她撬出来。她说了声谢谢，指甲涂着淡蓝色，手指头很瘦。那只鞋的鞋跟磨得歪向一边，偏了快三毫米，我修的鞋里少见的一个方向。
巷子里的生意跟爱情一样，有时旺有时淡
五月下旬梅雨多，巷子地面湿了三天，我的木箱垫着两层塑料布。王姐花店门口摆了两桶向日葵，桶里的水倒映路边车牌，有一串尾号“520”。对面快餐店里，中午坐满吃面的回头客，汤的热气糊了玻璃门，门上的贴纸褪成片。
有一对中年人，每个周三下午来。男人戴着旧呢帽，女人穿碎花衬衫。他们在花店买一枝非洲菊，然后拐进彩票站买一张刮刮乐。刮完就走，男人把刮完的票平行放在口袋，跟票夹里之前的叠齐。有回卖彩票的小孙问他们刮了多少，男人说“一直刮，刮到出地铁A口左手边这家。”
我和王姐都没问过他们年龄。赵阿姨只知道他们不赶火车，“火车不在这等你，但这条街不着急。”
有些东西放着放着就旧了
雨停后的周六下午，火车站的人潮涌出来。巷子柳树底下站着一个年轻学生，背画夹子，看着那面墙。赵阿姨扫到她跟前说“站开点，灰飘”。学生没动，从夹子里掏出一支马克笔，在墙的下沿，原本粉墙上那个缝隙里，写了三个字：在等人。
写完之后她合上笔盖，站在那儿，靠着梧桐树干。那棵树的树皮上有几道刻痕，有一道深的是2018年秋天的，边上的树皮结成了道白印。
天黑得快，墙根底下摆着三十棵假花，是清扫时收来的。赵阿姨说“别管明天还摆不摆”，她把扫把靠在墙面，花瓣外侧滴着水。
后来路灯亮了，巷口卖卤菜的收摊，推车里最后一只卤凤爪被我买下放在摊子角上。远处的检票楼里，广播声传过来，听不清字，只听见尾音往高处挑，又掉下去。等最后一班地铁进站，凉风卷起花店门口垫花的旧报纸，纸角掀起一层边，露出下面半截年月，跟墙上没写完的字差不多。
我蹲下来收木箱时，那枚歪掉一只鞋跟的脚印正好就留在毛巾布上，方方的，像印但没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