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台站大街的100块钱的背景故事｜一张钞票缝在棉袄内兜里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蹲在芦台站大街东头的老槐树底下，面前摆着修鞋摊子，铁皮工具箱敞着盖，锥子、蜡线、胶水罐子码得整整齐齐。北风把街面上的煤灰卷起来，扑在脸上生疼。老主顾赵婶从百货商店那边走过来，手里拎着半斤槽子糕，停在我摊前，忽然压低声音：“陈师傅，你说这芦台站大街的100块钱，到底是怎么个来头？”
我没抬头，用钳子拔出一根断针，老花镜滑到鼻尖。赵婶嘴里的“100块钱”，说的是十年前腊月二十三那天，广播器材厂的老会计王立本，揣着刚从银行取的一百块，本打算去副食店买过年的带鱼和芝麻酱，结果人没走到副食店，钱却没了影儿。这事后来查了三天，从派出所查到厂保卫科，最后在车站派出所的卷宗里落下个“遗失无果”的结论。可街面上的人不认这四个字，传了十来年，传出了好几个版本。
我在这条街上修了二十一年鞋，对那天的细节记得比谁都清。那天也是这么冷，王立本穿一件藏蓝棉猴，帽子耳朵没放下，冻得脸颊通红。他站在副食店门口，手往兜里一插，整个人愣住了，一只脚还跨在门外，就不动了。副食店卖带鱼的小刘喊了他三声，他才回过神来，回头就往街上跑，跑两步又停住，站在路中间原地转圈，两只手轮流翻棉猴的四个口袋，翻完棉猴翻棉裤兜，翻完左边翻右边。最后蹲在马路牙子上，双手抱头，半天没起来。
大钟底下的人堆
车站大钟楼下头，围着的人越聚越多。修自行车的二柱子、卖烤红薯的老葛、邮局送信的孙瘸子，里三层外三层。王立本当会计的，一辈子精细，哪受过这个。他蹲在地上，说话声音直哆嗦：“我明明把那张票子叠成四方块，贴身放在内兜里，拉链拉得好好的，怎么就不见了呢？”
老葛递过去半块烤红薯，说先垫垫，王立本不接，站起来在棉猴内外各层摸了一遍，最后把棉猴脱了，翻了个底朝天。围观的人低头帮他盯着地上，谁也没看到那抹人民银行常用的灰色调。
二柱子说，钱指不定被风刮到路沟里了。几个半大孩子猫着腰，沿街沿路缝搜了一上午，连下水道篦子都掀开看了，只翻出一把锈蚀的钥匙和一只冻僵的麻雀。派出所的民警拿个本子站着记，问王立本：“你确定是100块？面额是不是100的？”王立本说是一张青灰色的第四版百元，号码记不全了，就记得尾号是“47”。
棉猴内兜的秘密
那天傍晚收摊，王立本被厂里的人接回去了。我因为不放心，收摊后绕到他说的那段路，又来回走了两趟。走到广播器材厂后墙根下，看见地上有一小团白东西，捡起来一捏，是个缝在棉猴内兜里的布料衬头，拽出来一看，衬头边缘有两道线痕，像是开线后被硬扯下来的。
我把那块布头攥在手里，对着路灯看。布的毛边不齐整，断线贴在布料上，有一截线头还带个扣。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哪是什么“遗失”，分明是内兜开线，钱顺着布和面子的夹层滑下去了。老棉猴穿的年头多，里衬磨薄了，100块叠成四方块，顺着开线的口子掉进棉花夹层，走路颠着颠着，又从下摆的溜口滑出去。可滑出去的钱呢？我一直没想通。
直到过了正月初五，王立本来我摊上修一双开了胶的棉鞋，随口说了句：“陈师傅，你说邪门不邪门，那100块钱，后来在派出所抽屉里找到了。”我缝鞋的手一停。他说初四那天，值班民警掏口袋掏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票子，尾号“47”，正是他丢的那张。仔细一回想，原来是民警当时帮他翻棉猴，随手把掉出来的钱夹进自己执勤记录本里，连他自己都忘了。
那笔钱买的东西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王立本把找回来的100块钱，在副食店买了两根带鱼、一斤芝麻酱、半斤大料，余下的37块钱，给孩子买了一顶栽绒棉帽子。剩下的63块，包在报纸里，压在褥子底下，一直放到开春给孩子交学费。
这件小事后来在芦台站大街上传得不轻。有人说那是“芦台站大街的100块钱”是财神显灵，要人丢一得三；有人说那钱上夹着不干净的东西，才闹出这么一出。我倒觉得，什么财神不财神的，就是一件老棉猴穿了太久，针脚经不住光阴磨。100块钱在夹层里走了一遭，又绕回人手里，像咱修鞋这行当，再结实的鞋底子也有磨穿的时候，但缝一缝，还能再走好些年路。
今年入冬，赵婶又做了一件新棉猴，里子比外面还厚实。她来取鞋时，指着给我看她的内兜，拉链是铜的，亮闪闪的，兜口还用棕色线密密匝匝扎了一圈。
“陈师傅，你看这个兜，钱放进去，再丢不了。”她笑着往外走，走到街对面卖糖葫芦的摊前，回头喊了一句，“该缝的还是得缝，该买的还是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