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火车站后面一条街｜铁轨边的老桐油味
老魏：
信收到了。你问汨罗火车站后面那条街如今什么光景，我坐在阳台上想了半晌，泡了两回茶才动笔。你离开那年，我家小孙女刚会走路，现在她都快考大学了。那条街没大变，像条老狗，趴在那根水泥电线杆底下打盹，可你要真凑近看，毛色眼屎都不一样了。
街口还是那家李记粉店，招牌漆皮剥得剩个“李”字，檐下铁皮炉子日夜不歇。老板娘换了人，是原来李老板的二儿媳妇，手劲儿比她婆婆大，抓粉下锅，撮盐撒葱花，都是一把准。三块钱一碗的肉丝粉，码头扛包的、铁道工区的、补鞋匠，天蒙蒙亮就蹲在条凳上吸溜。有回我听见两个后生嘀咕，说要在省城开分店，被老板娘一勺滚汤浇在粉碗里，回一句：“汨罗江水都没出过洞庭湖，我凭么子出去？”只这一句，满屋人都笑。
再往里走一百步，是杨木匠的铺子。他前年过世了，铺子由徒弟守着，改名“杨记家具修复”。原先满地的刨花卷儿，现在是几桶清漆和一台老掉牙的砂带机。徒弟姓周，三十多岁，话少，手上总沾着木蜡油。他把杨木匠留下的那套鳔胶锅子擦得锃亮，搁在案板最里头——那是老杨从湖南木器厂带出来的，锅沿磕了两个豁口。木工这行当，机器越新，人越念旧。我去取修好的椅子时，小周正在给一张五斗柜补榫头，头也不抬说了句：“师傅说，不用钉子，是给木头留条活路。”
转角那家国营理发店还挂着老牌子，玻璃门裂了一条缝，用透明胶带粘着，进门先闻见头油和肥皂粉混在一起的气味。理发的老张七十了，手艺还在，剪平头永远用推子从后脑勺往前推三遍，再用剃刀修鬓角。他不跟人聊天，手不停，嘴闭着，像个老中医把脉。店里墙上的月份牌停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有后生问他为什么不撕，他说那月他儿子考上中专，换新日历怕把喜气冲走。这理由站不住脚，但没人较真。老张的镜子边上挂着一把黄杨木梳子，缺了四颗齿，他说是当年火车站派出所刘所长留下抵两毛钱剃头费的，几十年了，没人来赎。
这条街上最有生气的，倒是晚饭前后的菜摊子。卖菜的多是附近郊区的农户，篮子里还有泥。其中一个驼背的老娭毑，每回带一捆水芹菜，不称斤两，说一篮子一块五。有人嫌多，她就拣出两把递过去：“这当属搭头，回家炒腊肉，香。”她从不在秤上做手脚，但也不准人挑挑拣拣，谁要翻她的菜篮子，她就拿苕帚疙瘩虚晃一下。买卖做到这份上，倒像走亲戚了。
铁轨那边的生活
你记得不？原来街背后挨着铁路家属院的院墙，有棵歪脖子槐树。现在树还在，树下砌了个水泥台子，下棋的打牌的，夏天光膀子，冬天揣着手。去年老蒋（就是原先在车站票房管行李票那个）从广州回来，在台下坐了一下午，没下棋，光看着那帮退休老工人打“跑得快”。散场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这牌声比车站的广播还准点。”大家都当他说笑，可第二天下雨，那帮人还是搬了张小桌到屋檐底下，牌照打，雨声混着叫牌声，反而更像那么回事。
街尾原来有个铁路子弟小学的侧门，早撤了，围墙刷了几层石灰，底下露出旧时宣传标语的碎片——“同”字半截，“安”字全须全尾。每天下午四点半，隔墙传来放学的铃响，邈邈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递过来一声招呼。一个穿黄马甲的清洁工大爷，总在这时候靠在墙根抽根烟，烟抽完，他用脚碾灭烟头，再去扫落叶。
这条街的时辰是拿火车的汽笛来对的。上午九点半那趟慢车过去，钟表铺的夏师傅就摆桌子吃第二顿面；下午三点四十分货车进站，理发的老张放下推子喝茶。日子被车轮碾得熨帖，没什么要紧事，也没什么落空处。
电线杆子上的牛皮癣
变化不是没有。原先两棵梧桐树之间的电线杆上，贴过“治脚气”的、写“房屋补漏”的，如今换成一批打印的A4纸：“女工下午四点下班”“帮接小孩，月谈”。不用打电话，看笔迹就知道是熟人所为。倒是有家卖烤红薯的，手里捧着饭盒，窝在街边水沟盖上吃，见人就说“新出炉的咧”，红薯表皮焦黑起泡，掰开一股白汽冲上来。这种热乎气，省城的大商场里买不到。
去年冬天有个河北来的摄影记者蹲了三天，拍这条街。最后他问老张：“这里最值钱的是不是老房子？”老张把推子往电线上绕了绕，说：“值钱的是没人催你走。”那记者愣了一下，把这话写进了笔记本。后来照片登没登我不知道，但这句话，老张自己说完就忘了，该剪头还是剪头。
老魏，你要是回来，我陪你去走一趟。不过别挑赶集的日子，街口那卖油炸货的摊子一到周末就挤满学生娃，油锅边上还拴着两只小猫，拿尾巴扫人的裤腿。你大概又会说“还是从前干净”，但从前我们也是站在这里，等别人说“还是从前干净”。梧桐絮飞起来时，跟三十年前一样呛鼻子。
你上回寄来的茶叶，我喝了。是熟人的心意，不是茶的事。火车站后面那条街的灯，晚上九点就灭了大半，只剩粉店的日光灯照着下晚班的人影，拖得老长，像从铁轨那头走过来的另一段旧闻。
等你定日子。
友：根生
四月十六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