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火车站小巷子｜二十年补鞋摊的烟火日常
老张：
信收到了。你问我还记不记得白银市火车站那条小巷子，这话问得怪。我在那儿支了二十一年补鞋摊，比你在兰州守铺子的年头还长。你上次来是零三年，那时候巷口那棵槐树还没被风刮歪，现在树还在，就是靠着墙根那截树皮磨得发亮——都是等火车的人蹭的。
这条巷子窄，两台三轮车对头就得侧身让。但怪就怪在，越是窄，越是有人要往里钻。卖醪糟的推着玻璃柜车，柜子边上焊了个铁皮喇叭，录好的“醪糟——热乎的——”，嗓子哑哑的，像没睡醒。树底下常年蹲着三个下棋的，水泥地上画了格子，棋子是啤酒瓶盖，红的是“黄河”，绿的是“崂山”。有个穿劳保服的大爷，输急了眼就从兜里掏出一把螺丝帽，说这个顶两瓶盖。
我的摊子呢，从火车出站口往右数第四个路灯底下。
一张榆木案板，四条腿我用铁丝缠了三道。案板底下塞着两把马扎，一把是我坐的，另一把给顾客——不过大多数人都站着，屁股不沾凳子，嘴上说着“快点儿师傅”，眼睛盯着手表。在这条巷子里混久了，我练出一个本事：看鞋底亮不亮，就能猜他是赶几点钟的车。
鞋底那层磨损比表还准。磨得跟纸似的，那是天天走通勤的；后跟斜着下去一块，是跑业务的；前掌有个圆坑，十有八九是骑摩托送货的。有回一个戴黄安全帽的小伙子递过一双胶鞋，底子整个脱了胶，我拿锥子一挑，里面都起霉了。他说师傅你随便缝缝，我就是去火车站送个货，来回三站路。我给他用了加厚头层皮，他问多少钱，我说四块。他愣了半天，从裤兜掏出来一把硬币，一角五角的凑了四块二，说没有两毛零的，就搁在掉鞋匠手边那个铁盒盖里，说下次再来就不给了。
我再没见过他，那两毛钱一直趴在盒盖底下。
冬天最难熬
白银市的冬天不是过日子，是磨日子。火车站那条巷子，一到腊月就成了风口。穿堂风从站台那头灌进来，顺着两排平房的墙根钻，人坐在摊子前，腿脚先僵。我在案板底下塞了一个油漆桶，桶里刨花点着了，不燎火苗，冒烟那种，能暖到膝盖。
那年腊月二十，来了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蛇皮袋。袋口露出一截娃娃棉袄的袖子。她说补鞋，从袋子里掏出一双小红靴，靴头破了个口子，露出里头发黄的棉。她问，小孩脚长得快，补了还能穿一冬不？我量了量口子，说这个季节棉料缩了，光补外皮不行，得夹一层毡。她点点头，蹲在槐树根底下看对面下棋的，看完一盘，又看完一盘，走的时候没问价钱，放下一张五块的，抱着袋子小跑着进了候车室。
那年春节过了，我收摊那晚，发现油漆桶底下压着那双小红靴，靴头补好了。鞋里塞着一张纸条，写得歪歪扭扭：师傅，那两毛钱在你盒盖里。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黄安全帽那回事。那个递鞋的家伙，是女人家的小女婿。
火车站的人和老手艺
我平时在摊子边上挂一块三合板，用粉笔写着：“修鞋、粘靴、换拉拉链、剪裤脚”。字是请巷子口修表的老白写的，五毛钱一个字，我请他吃了一碗凉皮，抵了两块。
老白前年不在那儿干了，去了银川帮闺女带孙子。他走那晚把用过的放大镜送我，说留着看鞋线用。我试过一次，糊了——那东西看秒针行，看皮线和棉线，看不出个子丑寅卯。现在那块放大镜在我摊子底下，压着一摞旧鞋底，也算当了镇石。
这巷子里的手艺活分几等：最顶上的是电器修理，其次是裁缝，再度就是我们补鞋的。我从来不跟裁缝争，各吃各的饭。但你往地上扫一眼就明白了：裁缝铺门口每天扔一堆拉链头，我这边是鞋油瓶子。
年份久了，人跟摊子长得像。我右手食指第一节有点歪，是常年握锥子顶出来的；老白是左眼眯着，右眼贴在放大镜上，像一只猫盯洞口。
“一个手艺人说穿了，就是把人家脚边的东西请回来。”
我这句话不是自己编的，是零九年一个退休的铁道兵蹲在摊子边说的。他拿一双解放鞋，让我把鞋底换成胶板。鞋面旧得褪成灰白色，胶板是军绿的，他穿上，跺了跺地，说这就算留着那年修铁路的脚气。
现在那条巷子还那样
上个月我再进那条巷子，醪糟车换成电瓶的了，喇叭还是哑嗓子，只不过后面多了个二维码。下棋的换成两个年轻人，棋罐子是塑料的，棋子还是瓶盖——红“黄河”绿“崂山”。槐树根旁钉了一个告示牌，写了三行字：
- 摊子范围内禁止吸烟
- 请勿用推车占座
- 修鞋摊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六点半
末了一行是“特殊情况可后延”。我看了半天，嘴角一动，没出声。
那天我在巷子里坐了半个钟头，手里没拿鞋。风从站台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铁轨被太阳晒过的味道。那味道里掺着一点沥青，一点煤灰，还有槐树叶末。
远处绿皮火车喘了一声长气，整条巷子像被轻轻抬了一下又放下。我往回走的时候，路过自己的老位置，路灯底下空空的，地面上留着三个凹坑——那是榆木案板的腿，纹丝不动地待了二十一年，现在倒成了坑。
老张，你问到这儿，我说说——那双小红靴我缝好之后，一直搁在摊子的铁盒盖上层，没再等谁来拿。戴黄安全帽的小伙子后来路过一次，站在摊子前面，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朝我挥了挥手。我朝他点了点头。
那天风大，他帽子系带被吹翻了，翻过去又翻回来，人已经过了槐树，往候车室那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