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鸡街一条街叫什么｜老城区新桥头还留着鸡笼竹筐的气味
“你问金州鸡街一条街叫什么？”老周把三轮车往墙根一靠，车斗里半袋子玉米粒簌簌作响，“就叫鸡街，人家地图上写‘鸡市巷’，我们老住户喊‘鸡街’喊了四十多年。”
我蹲在台阶上掏烟，他就着我的手点着火，指了指对面那排铁皮棚子。“你瞧那根电线杆底下的石头，以前是杀鸡的墩子。刀剁下去，血顺着石头缝淌，都渗到泥里了。”他咳了一声，“那时候这儿天亮得早，四点半鸡叫声比闹钟还准。不是一只鸡叫，是一百多只笼子里的公鸡轮着打鸣，像接力赛。”
那是1987年，我从市报调到金州记者站头一年。
鸡街不长，从新桥头到老粮站后门，统共两百来步。两边搭的竹架子上挂满铁丝编的鸡笼，一层摞一层，底下铺着煤灰。卖鸡的蹲在笼子跟前，手指头伸进笼缝拨弄鸡冠子，嘴里念叨：“三斤二两，你看这爪子，厚实。”买家不信，拎出来掂一掂，又捏捏胸脯上的肉。碰到为了一两毛钱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旁边的老张头就端着搪瓷缸子过来劝：“得了得了，添把米的事儿。”
那会儿没有手机，买鸡的人提着自己编的草绳网兜。网兜口塞进鸡头，一抖，鸡就进去了，提着走一路，鸡在网兜里扑腾，掉一地绒羽。巷口修自行车的刘瘸子，车摊旁边也摆了个竹篓，收鸡毛。攒够了卖给做掸子的厂子，一把鸡毛换一根冰棍钱。
后来到了九几年，市里搞马路市场整治。鸡街也差点拆了，老商户们联名写了信，说这条街养活了多少户人家。最后折中方案是把鸡笼统一换成铁皮笼，地面铺上水泥，每天下午有专人冲水。新桥头那棵梧桐树下装了三个水龙头，冲地的水管就盘在树干上，冬天要先把冻住的管子敲开。
“有一年下大雪，水管冻了三天，街上的鸡屎堆了半尺厚。第四天早上一化冻，那只芦花公鸡从笼缝里钻出来，在雪地里踩了一串爪子印，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后面跟着一串收鸡毛的小孩。”老周笑着说，“那公鸡成了街宠，谁都认识它，半年没人舍得抓它去卖。”
要问金州鸡街一条街叫什么名字，最正经的答案是“鸡市巷”，门牌上就这么印的。但你要是打车跟师傅说“去鸡市巷”，八成得费一番口舌。
有回我坐出租车，跟师傅说鸡市巷，他愣了半天：“鸡街吧？”我说对。“早说鸡街啊！”他一脚油门，“新桥头那个，卖鸡的。”
街上除了卖活鸡，还有几家经营禽类的摊子。靠东头的王姐卖鸡苗，大纸箱子里铺着碎布，小黄鸡“叽叽”地叫，纸箱四角各挂一个白炽灯泡保温。家长带着孩子来买，挑两只，装进纸盒，纸盒两侧扎了透气孔，孩子抱着走一路，脸贴着盒子，边角都焐热了。
西头的赵老伯负责给买主“杀白”。他的手艺是从屠宰场退下来学的，一把尖刀，一个铝盆，一道流程下来不到两分钟。冬天的早上他的手指冻得通红，还是利索。他说干这行干不了细活，唯一的要求是戴手套，怕手抖，怕杀不干净让主妇骂。
2016年，创建文明城市那阵子，活禽交易因为防疫要求迁到了城西的批发市场。鸡街的铁皮棚拆了，竹架子也拆了，地上那层渗了鸡血的泥挖掉两公分，填了新土。街是宽了，干净了，但凉快多了——以前那排棚子挡着夏日午后的大太阳。
老周的摊子也搬去了批发市场，但他每个星期还回鸡街一趟，去梧桐树底下坐坐，跟刘瘸子下两盘棋。刘瘸子不修车了，在巷口摆了个修锁配钥匙的摊位，生意清淡，一天拢共开张三四回。
我上个月碰见老周，他又说起鸡街。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金州鸡街一条街叫什么。他往地上啐了口烟沫子：“都跟你说了，鸡街。”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补了一句：“不过现在地图上搜不到了，搜鸡市巷，出来的是‘美食步行街’——路牌都换了。但那些铺子地砖底下，嵌着卖笼子的桩子孔呢。”他指了指梧桐树根旁一块水泥补丁：“那是挪水龙头时填的坑，里头垫货箱的木板还没烂透，下雨天踩上去，有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