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巷小胡同小胡同｜退休教师十七年巷口杂记

现在这条巷子

我退休后每天早晨六点半，照旧走到殷巷小胡同小胡同口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蹲着等卖豆浆的老周推车过来。老周今年七十三，比我大三岁，他闺女去年不让他干了，他歇了仨月，又偷偷推车出来。他说在家浑身骨头发痒。

现在巷子口立着蓝色铁皮围挡，说要修什么排水管网，挖出来的土堆成小山，雨天泥泞，晴天扬灰。巷子里的住户搬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多是和我一样在这住习惯了的老人。房租从十年前的两百块涨到六百块，墙上的拆迁告示贴了撕，撕了贴，去年起再没人来贴了。

老周把豆浆舀进我保温杯时总说：“老吴，这巷子要是真拆了，你那些东西怎么办？”我说：“东西好办，人难办。”

他不懂我这句的意思。我家里还存着七本手写教案和二十三张奖状，这些物件搬到哪里都能带着。真正丢不掉的，是这条巷子在我身上留下的习惯——比如我总把钥匙别在裤腰右侧，因为从巷子口走到我家院门，恰好走一百四十七步，钥匙晃动的节奏和步幅完全合拍。

那年我三十四岁，调进殷巷中学教初二语文。学校分给我一间平房，在殷巷小胡同小胡同最深处，前后院住了五户人家。前院老孙头修自行车，后院张婶卖针线纽扣，东屋是夫妻俩，男的跑货运，女的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我家西屋，门口正对着共用的水龙头。

当时巷子比现在窄一截，两边墙皮刷的是灰蓝色，雨天渗出水印，像一副画拙劣的地图。巷子不长，从南口走到北口，慢走四分钟，快走两分半。我每天走四趟——上午上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去，傍晚回家。两年里，我闭着眼睛也能数出墙上的砖数：南段一百零六块砖，北段九十三块，中间那截被人用水泥补过十七块。

冬天最麻烦，水龙头冻住，要用开水浇化。各家轮流值日，早上六点前轮流来点火烧水。那几年我的早饭就在胡同口的早点摊解决，油条三分钱一根，豆浆五分钱一碗，不过那是1989年以前的价格，后来物价像蚕吐丝，一点一点长了。

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叫阿毛的男孩子，家就住在巷子中段。他在我们班上了三年课，可最清楚的回忆不是课堂问答，而是他站在巷口喊他爸爸吃晚饭的声音——那个调子拖得老长：“爸——吃饭——了——”每次听到，我就知道自己下课该回家了。

这条巷子在声音上是有记忆的。我还编过一套课堂听写材料，用巷子里的各种响动举例：铁皮桶掉在地上的脆响，蜘蛛网被晨风吹破的颤音，雨水顺着瓦槽流下来的节奏。学生都说我讲课比别人多一样“巷子味道”。

住在巷子里的十三年间，我记了六册流水笔记，不算日记，就是每天遇到的小事。昨天读了几页1989年3月18日的记录，上面写着“放学看见老孙在给一个男孩的车胎补漏气，收了他五毛钱，男孩说没带钱，老孙让他先骑走了。”那条笔记旁边我画了个极小的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标记。

退休那年，巷子外面的道路拓宽，后巷被拆掉半截，只剩殷巷小胡同小胡同这一条呈L形的拐角通道。拆墙那天我站在现场，砖头掉地上砸出白色灰尘，一股生石灰味呛嗓子。我忽然想起阿毛站在这里喊爸爸吃饭，他那年十三岁，现在应该三十几了，听说在广州做汽修。

家里那些旧教案和作业本，我每年夏天搬出来晒一次。有一年有收旧书的人出了两块钱一本让我卖，我没卖。那人不死心，又加了一块钱，我说：“这些纸有二十七年的粉笔灰，你拿回去也闻不惯。”他大概觉得我老糊涂了，翻个白眼走了。

今年春天，巷子在挖排污管道时挖出一块青色老砖，上面刻着“徐氏”两个字，估计是民国时期的老地基。我拿回家用水冲了冲，砖头缝隙卡着一枚五分钱硬币，黄铜的，磨得发亮。我把它放在窗台上，每天早晨豆浆端过来时，正好对着硬币照到一缕光。

傍晚时，巷子里的狗现在只剩下一条黄色的土狗，腿有点瘸，每天趴在老孙原来补胎的位置。别人家的狗会去嗅它的尾巴，它半睁开眼睛看看，继续睡了。

刚才我写完这点东西时，弄堂里传来炒葱花的味道，谁家在做晚饭。油烟味顺着墙根钻进来，有点呛，又有点暖。我在想，明天早上那堵铁皮围挡会不会被风刮出响声来——那底下正好盖着旧水管的路口，四十年前，我搬进这条巷子的第一天，就是从那个位置扛着一只行李箱走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