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南门的小巷子在哪｜带一张旧地图和半包烟就能找到
问路要问门口修鞋的老头，他拿锥子往南一指：“光华门拆了，巷子在楼后头。”我按他指的方向走，穿过解放东街的早市，在卖羊杂碎的摊子边拐进一条两米宽的土路。这就是南门的小巷子——一条被新楼夹在中间的旧肠子，路东是贴着白瓷砖的旅社，路西是红砖墙的煤房，墙根儿码着蜂窝煤，码了五层，顶上盖块塑料布。
巷口五十米内的旧物
第一户人家的铁门漆成湖蓝色，门上用粉笔写着“修锁配钥”和一个手机号。门半开着，能看见院里晾着一条蓝布棉裤，裤腿里塞了塑料瓶，像是为了撑开裤管。旁边蹲着一只黄猫，后腿有伤，舔一口就抬头看看我。我不敢再走近，往巷子深处走——路面是旧沥青，但被雨水沤出了麻坑，坑里积着发黑的泥汤。
走过第三根电线杆时，墙上挂着块白铁皮牌子，黑字写着：“南关小区7号楼旁公厕，向西30米”。这牌子锈得边角卷起来，字倒是清楚。我看手机地图，显示自己在“南关民族巷”，可路牌上写的却是“农行巷”。问巷口聊天的俩老太太，一个说不叫农行巷，叫小南门巷子，另一个反驳说叫南门巷，反正都对——她们指指西边不远处几棵枝干虬曲的老槐树：“那边过去就是原来的南门城墙，清朝有城门洞子，1970年拆了盖居民楼。”
老太太卷起手中报纸，拍死一只落在裤脚上的蚊子，继续说：“你要找的银川南门的小巷子，其实就是现在这条巷子加上北边连通的三条岔道。早先这里住得全是回民，开牛肉铺子，一天杀两头牛，骨头扔在院墙角，野狗都肥。”
一条岔道，一段灰墙
北边第一条岔道名叫“团结巷”，门牌号从1号排到27号。巷口地面铺的是2005年换的方砖，四边角缺了不少，露出黑土和碎砖块。1号院的门头写了“退休职工王秀英，请勿按铃”。透过铁栅栏能看见院内有个水泥台，台面晒着七八个辣椒串和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几双布鞋——鞋底千层布纳的，针脚匀实。2号院转角处摆着一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车座套着灰色绒布套，摩擦掉色露白，后车架上绑着捆香菜，叶子上挂着水珠。
我走到3号院廊檐下避光，墙根堆着玻璃瓶，口朝上码了两排，里边是打光了粮食的曲酒瓶，东倒西歪。一个穿蓝布围裙的中年男人端着脸盆锅走出来，撒手把漂着浮油的水倒进雨水口，发现我看他，便问：“找水表房吗？那在后排。”我说找老院子，他搓了搓手：“这排全是70年代末单位盖的周转平房。早前住的是糖厂工人。那边那间，”他指着东侧窗户焊着钢条的屋子，“原来是巷子里第一家公用电话点，话费收三毛一分钟，现在租给收旧书的人住了。”
他转头喊了句什么，从一个纸盒里取出一串钥匙，拧开一间锁着的杂物房——里面是一堆捆扎整齐的硬纸板和三台旧缝纫机，飞人牌，台面掉了漆。他说：“银川南门的小巷子，最值钱的就是这些没人要的缝纫机，是当年南门缝纫社散伙时留在后院的东西。你摸，铸铁的很沉。”
继续往里走
离开3号院，巷子变窄到只能过一辆跨骑摩托车。两侧墙面爬上一种藤蔓，叶缘泛白，根扎在墙缝的电线盒边上。第四排6号门前放着一个竹制推车，车厢底部有一层黑色油泥，轮子是用轴承钢丝自己焊的。一个黑脸大爷正用毛刷清理推车缝隙里的麻汁酱和辣椒渣，抬头说：“我在这卖凉皮三十年了，原先摊子就支在巷口。90年代城管来管，我就退到屋里卖，只卖给街坊。”
我问他这巷子到底有什么好玩。他从兜里摸出一把磨损的自行车锁钥匙，剥着锁孔里的锈末，指指地面：“看到没有，这砖缝里头掺着紫红碎渣。那是老城墙的夯土掉下来的。早年初一清晨，他们回民用笤帚扫院，把土扫到门外，攒够几百斤就让人拉回到东边城外。可总有扫不净的，一下雨就渗到砖缝里，年年渗，这砖本来没这块颜色。”
他低头看一眼锁，依旧没打开，就顺手把它塞回兜里：“你再往前走到巷子尽头，有一户院子长着木香花的，那家房檐底下裱着一面锦旗，是‘劳动模范’还是什么，我不认得字。但院子里有一口手压井，压出来的水现在还能喝，就是得先抽三桶扔了。”
我一咧嘴，脚下踩着凹陷的方砖往前走。
不设标题，只看物件
第六排院子里晾着一排白底蓝边的回族帽，帽顶用浅绿绣线勾了一圈回形纹，短绳系在铁丝上，风一吹磕出轻轻响声。旁边一个小女孩趴着写作业，圆珠笔划到写字板上吱吱响。她见我拎着相机，缩了下脖子：“你不是来拍危房的吧？”我说不是，来找老巷子。她只“哦”了一声，继续写，写完一个字，用橡皮擦几下边缘，头也不抬地说：“再往前数第三个院子，门口有一盆霸王鞭，那个爷爷有老照片，以前南门城墙的黑白照片。你敲门说银川南门的小巷子指南来的，他就给你看。”
我到那扇门时已经是午后一点半。门前的霸王鞭长到比人还高，刺尖很长，像一排铁钉。敲了五下门，没人应。门缝里塞着一张报纸，我弯腰抽出来，是一张旧的《银川晚报》，报头日期1993年6月，某版右下角印着一块模糊的城墙黑白照片，对面是开阔的黄土地和一辆卡车。照片下用铅笔写了几个小字——“南门里侧”，笔迹歪斜。
我正把报纸塞回去，门从里边开了。一个驼背老人凭着一根桃木拐棍，看了看我手上的报纸，又看了看我的脸：“拿进来吧。那是我贴上去挡风的，早开胶了。”他让我坐在一把歪腿的板凳上。屋里光线暗，桌上摆着两只玻璃瓶，瓶里斜插着几根干掉的艾草。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皮月饼盒，打开，里面没有月饼——只有几十张照片和裁成各种大小的手写纸条。他把最上面那张递给我。照片里是他父亲，二十来岁，站在一段土墙前头，墙面上可见青砖垛口，墙基的石头缝灌着灰浆。照片背面圆珠笔写了“1958年冬，南门头”。
“这墙是明朝夯起来的，1970年拆城墙时我22岁，跟车拉了一个月土。南门城门是里外两层的，里门朝东开，外门朝南开，门洞顶上有一所炮台，民国时候摆了几门土炮，后来拉到金贵镇炼铁了。”
他点燃一支不带过滤嘴的海河烟，烟灰一抖落在裤子上，自己也不拍。他指着照片的一角：“你仔细看，门口石碾子旁边这辆铁辘车是拉水的。以前每天清晨，水车早晨要经过这条巷去南门外池塘灌水。现在巷子尽头那堵围墙的位置，就是池塘的北沿，底下垫了一米多厚的瓦砾，早干了。”
我站起身想去看那堵墙，他叫住我：“你先到墙角提一下那个穿天秤的手压井。压三下再出清水，你出一身汗，又能尝到一口好水。”我走过去，木柄绑着麻绳，绳上结疤，压水时发出干洌的格叽声，出了两股黄汤之后，接着一股凉气冒出来，水口清碧。
一小截碎蓝瓷片浮在缸底水面，顺着水流打转——转了三圈，又慢下来，停在井壁的湿苔上。他没再说任何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