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丹水池鸡窝转到哪了｜街坊们追着问了三个月的事

“你听说没，丹水池那个鸡窝，好像搬了。”李嫂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搁，气还没喘匀。

“哪个鸡窝？”我对面炸面窝的周师傅头都没抬，手在油锅里翻了个面。

“就堤角那个老院子，原来养了百来只芦花鸡的，每天早上打鸣能把整条巷子吵醒的！”李嫂急得拍了下膝盖。

周师傅这才抬起头，毛巾擦了下手：“哦——你说的是老陈头那个鸡窝？那地方去年底就不养了。”

“转了？转到哪了？”旁边等着买热干面的几个街坊都凑过来。

“我听老陈头说，搬到谌家矶那边临时过渡了一下，后来又说嫌远了，要再找地方。”周师傅舀了一勺芝麻酱，语气慢悠悠的。

我放下笔，这事儿我得弄清。丹水池这儿街坊们口里的“鸡窝”，不是花哨地方，就是九十年代末老陈头在汉堤路三十七号院墙根搭的那个养鸡棚，红砖砌的，顶棚压着石棉瓦，门板是一块旧床单缝的。后来整条巷子都散养过一阵子，白切鸡、卤鸡蛋、家里有人坐月子的，都靠他家那窝鸡续着呢。

转场第一站：堤角花鸟市场后院

顺着老陈头的徒弟小王模模糊糊的话，我先是摸到了堤角花鸟市场。

市场最后一排，卖鸽子的、卖兔子中间，有个老铁栅栏门，门口堆着蛇皮袋，里面装了二十几只鸡，挤得扑棱棱的。

看门的大爷歪在躺椅上，眼皮都没抬：“你们问陈老头的鸡窝吧？在着呢，就是他本人天天跑老宅子去看，嫌这边太吵，鸡下蛋都不安生。”

我付了五块钱，进去看了一圈。

笼子侧面的塑料牌上写着一行字——“丹水池原陈记散养鸡，看需提前预约三十只以上”。塑料牌被雨打得发白，字迹已经是描过两遍的圆珠笔印。母鸡们认生，见人进来就往角落挤，有两只倒是坦然，低头在墙角刨食。

“养了三十年，我说这行当扎根在土地里，鸡认得路，人也会认地方的。”大爷点了根烟，“可现代城市规划不跟你讲情分哪。”

没法久待。那只铁栅栏门后面，晾着老陈头破旧的蓝色中山装外套，明显在等人回来取。

下午我又折回丹水池老院子。围墙已经拆了半截，黄泥地翻了新土，剩下半间红砖房的梁柱还杵着，顶上落满了干枯的丝瓜藤。

隔壁看自行车棚的刘婆婆，七十多岁的人了，坐在躺椅上摇着蒲扇说开了：

“老陈头那鸡窝，大前年还孵了小鸡呢。可那阵子卫生整治来了好几拨人，纸板上写了‘限期搬离’。老陈头那犟脾气，非要等小鸡长大才肯动，蹲在鸡圈边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熬得红红的，最后是儿子用三轮车把鸡笼子全踏平拉走的。”

我问她鸡后来确实去了哪，刘婆想了想：

“我听他打电话说，有个朋友介绍到他侄子的农庄里去了，在东西湖那边。说地宽敞，有食有水的，比这边强多了，可是老陈头没好意思常住不下。隔天就回来说要自己再找个久一点的窝。”

她顿了下，“他还说，武汉丹水池鸡窝的历史不结束，就是换几个架子栓的事。”

我蹲下来，看着那一块地面——残留着碎掉的鸡蛋壳，几只蚂蚁正从中搬运着最后一点蛋黄。旁边的木头桩子上，用白粉笔写了三个字：“还喂的。”

第三周，一个雨天，我沿着堤角江边的泥土路走了四十来分钟，在一个隐蔽的坡头后面，找到了一排新搭的鸡屋。

屋顶是彩钢瓦，四周边角钉着废旧木板做了加固，门可就不讲究了——就是拆下来的旧防盗门，老陈头自己焊了合页，正在抹灰。现场十几只芦花鸡在泥地里来回跺脚，不时啄一口菜叶。

他说：“来啦，就是这儿。租金一年比老院子便宜两千，就是远了点，我骑那辆凤凰自行车，单趟一个钟头，响着玲子来的。”

老陈头佝着腰，正给鸡喂苞米面混切碎的南瓜藤。嘴里继续絮叨：“回头我还要在鸡窝边铺条水泥路，免得一下雨就摸泥。” 鸡群不关在笼子里，栅栏和网是新的，围了三面，留了一面通向野地。

他似乎早习惯别人来找他问方向，正往食槽里添水，头也不抬地又说了一句：

“你回去跟那帮子人说，我这不能久坐，等端午前会托人送几篮蛋回去。”

外头的雨还在飘。他烧了壶水，递给我一块那种硬得能敲核桃的王桥头饼子，自己坐在门槛上拿粗陶碗喝水。母鸡有五六只灰的、七八只黄褐的，正钻出网眼，站成一排迎着风向堤外看，像在望什么远处的东西。

我问他这窝要是再被要求搬，往哪转。他没答话，磕了磕鞋底上的泥，往鸡槽里撒了一把碎米。远处江面上有艘运沙船叫了两声，鸡群齐齐缩了缩脖子，又慢慢松开，在篱笆边刨出了一个浅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