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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最大城中村在哪里｜高滩村二十年变迁亲历记

跑这条线之前，我先把话撂这儿：兰州人嘴里的“最大城中村”，十有八九指的是雁滩高滩村。不是宋家滩，也不是滩尖子，更不是那个被高楼围起来的刘家滩。高滩村的“大”，不在于地皮面积——它从东往西走完也就二十分钟脚程——而在于它容纳的生活方式。九四年我第一次钻进高滩村的巷子时，脚下是碎砖和煤渣铺的路，头顶交错的电线上挂着褪色的衬衫和裤衩。那时全村四千多户籍人口，但租住在里面的人，少说翻了三倍。

那天我找的是个修鞋匠老崔。他蹲在村口第三棵槐树下，面前摆着锥子、胶水和半拉自行车外胎。老崔说他是九零年从会宁来的，花八块钱租了间“既能放床又能放楦头”的小土房。这地方没有门牌号，巷子以“一巷、二巷、三巷”称呼，但就算报到五巷，外头人也不知道在哪。老崔的表述很直接：

“火车站是兰州的嘴，高滩村是兰州的胃。你往这村巷子走一圈，从早上六点的豆浆油条到半夜十二点的烤羊肉串，没一样是断档的。”

一圈围墙和两条水沟的边界

要理解兰州最大城中村的形态，先要看清它的边界。高滩村不像别处那样被马路切齐了，它最潮的北沿挨着雁滩的建材市场，南边贴着一条叫“碱水沟”的灌溉渠——这条沟九九年被盖板封住，但雨水大的年份，靠村墙脚那段还是冒出碱花。关键标记是那圈六十年代的红砖围墙，本来是为关牲口修的，后来垒高过三次，最矮处也比普通院墙高一截。

墙内街巷分两档。紧挨着墙根的“滨河巷”和“里巷”是最热闹的，摊位挨着摊位，遮阳棚底下人侧身才能过。租住在这里的有农民工、拾荒族、刚毕业却没班上的人，还有专门给周边夜市进货的小贩。我统计过整条巷子卖的东西，最少时也有五十七种小百货。另一档往村里去，巷子渐窄，路面从柏油变成水泥预制板再变成夯土，到最深处、临近村民子弟小学后墙的地方，每家每户门口都垒着蜂窝煤。十多年前有个北方周末版的哥们跟我说，他在这条巷子捡到过一整套九十年代的《读者》合订本，那是房东卖给收废纸的，品相跟报纸摊上卖的绝版货没两样。

区域功能	租金水平（2005年参考）	拥挤程度
临墙门面区	月租200至350元，带半间檐篷	每天早七点前高峰
中心巷道平房	单间月租90至150元	共用院桶，人多
靠墙根自建二层	月租明面650元，私下能谈	楼梯窄感较强，自行车当道

压水井、大铁门和自行车的变迁

零三年以前的兰州最大城中村，最典型的物件是一个蹲在巷尾的压水井。柄木磨黑，铆钉松了，但是压出来的水冬天温手上夏天凉脚下。住在井边的从不知姓名的四川木匠，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扛个电锯箱出来开张；另一位姓马的女环卫工说，她干这行的第三年，井旁边装了第一台太阳能灯控水表——也是从那天起，井封了，大家改去安置区二楼的水房买水。井拆掉以后，高滩村的水腥气就淡了不少，随后是电炊壶、热得快、瓶装煤气逐渐填充进各家窗口。

自行车在这村子差不多是个纪律问题。一五年的时候我算了算，村两公里范围以内的站桩自行车停放点有九处，但真正好用的只有西北口算那家修电池铺门前的一个桩位。房东和租户的矛盾，多一半是电动车从哪里拉线开始吵。

• 每天早晨五点半，村东头的豆腐坊先起火炉，热气能把一扇漆白的铁门烧出水珠。
• 村中央铁皮搭的大公共厨房，高峰期同时能供七家十二个人烧的拖把掉、筷子穿。
• 卖菜车按季换货，冬天白萝卜占三个扯队；夏天的西瓜走一整条街的夜光秤价。
• 唯一的公共浴室在村西没自来水那一年改成了棋牌室，如今两台麻将桌和一张克朗球台摆开了三年。

迁移协议签了四年又撕了两回

关于拆迁改造，村民们也有说法。最早的拆迁通告贴进村委会办公室门口，是二零一七年的事；同年五月，一部分靠农田路的楼房门口陆续被打上蓝色的“征”字记号。以后每年冬天大家都把旧棉衣棉被掏出来晒的时候，穿制服的年轻人会拿着表格站在院子里。第一次集中签协议时定了按人头每人四十平的置换房，年轻人多数同意，几户老村民不肯搬——房梁上那根挂烟囱的粗铁丝条还在墙上勒了一圈窟窿。

有个钉子户门口贴着纸条，写“自建房里养大的女儿三回了，这张炕从一千八月租降到两百六也没吐过牙齿印”，落款的却是个陌生人代写的。村干部的协商姿态从站街喝茶转到搬进街口中部那个临时板棚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用的是无漆铁的。

我真上次去高滩村，就是今年霜降左右，因为有人在村尾收落落的白萨麦种瓜蒌的高价蜂蜡，消息走遍巷门，连建材市场劳务在那蹲牌的人都跑过去在底价框用粉笔画记号。临清道的地方那个门面“晓慧缝纫铺”，靠剪刀链往下剪还撑着一个易拉宝：写着回迁协议期不损耗“紧服圆领竖素缝——风衣按三夹（旧一层）叫价”。我沿原路退出来，恰好有个骑电动车的人从村外墙的转口吱一下犁过去，车上驮着两整件的捆扎塑料水泡桐芯。当那台破冰箱留在人行道上码铁锅，锅里的疙瘩葱被顺走了。

空气里留着蜂窝煤和下水道口水汽的折气味。一个老太坐在暖气扇脚的缺口旁，自言自语地面着一本法典书皮里面的粮票册子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