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站大街的按摩店在哪个位置｜老站房往南数到第三根电线杆

晋城站大街的按摩店在哪个位置？这个问题，我在老站房门口问过卖糖葫芦的老周。他拿竹签往南一指，说：“第三根电线杆，墙皮上还留着‘舒筋’两个红字的，就是。”那天是2019年秋天，站前广场的银杏叶刚黄了一半，老周守着炭炉子，糖稀在铁板上滋滋冒泡。

我沿着他指的方向走。站大街其实不宽，两辆三轮车并排就占满了。路东是五金店、裁缝铺、卖山西陈醋的杂货摊，路西挨着老铁路宿舍的围墙，墙根下摆着几把竹躺椅，晒太阳的老头儿们眯着眼，手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上党梆子。

第三根电线杆确实好认。木头的，比别处粗一圈，杆身上钉着七八个生锈的钉子，挂着“配钥匙”“通下水道”的小纸板。墙皮上的“舒筋”两个字被雨水洇得发毛，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传统推拿”。门脸不大，一块蓝布帘子垂到膝盖高，掀开帘子，里头是间十来平米的屋子。

推门进去的下午

屋里两张窄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靠墙的木头柜子上摆着三个玻璃罐子，一个装着红花油，一个装着白酒泡的药材，还有一个空着，插着几根艾条。墙角的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铝壶，水汽顶着壶盖，嗒嗒地响。

师傅姓赵，五十多岁，晋城本地口音，穿一件灰色圆领衫，袖子挽到肘弯。他正给一个穿工装的中年人按肩膀，头也不抬地说：“躺下等会儿，这哥们儿还有十分钟。”

我坐在靠窗的方凳上，看墙上挂的塑料镜框。里面是张泛黄的奖状，写着“先进个体劳动者”，落款是1987年。旁边贴着张手写的价目表：全身推拿二十块，局部十五块，拔罐另算五块。墨迹是新描过的，但纸边卷了，看得出有些年头。

穿工装的哥们儿翻了个身，脖子上的红印子一道一道的，是刚拔完罐。他嘟囔了一句：“赵师傅，你这手艺比矿务局医院理疗科强。”赵师傅没接话，用热毛巾给他敷上后颈，拍了拍他后背：“起来吧，明儿个再来。”

赵师傅的活儿，跟这条街上的铺子一样，都是老一套。他年轻时在长治学过徒，师傅是河南逃荒过来的，一手捏骨的本事。他说，那时候学艺，先给师傅打了三年下手，每天搓药酒、烧热水、洗毛巾，第四年才让上手摸骨头。

“推拿这回事，讲究的是手底下有数。你摸到哪儿，心里要知道那骨头该在什么位置。多一分是伤，少一分是松，全凭手感。”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摸出个竹筒，里头装着几根银针，针尖用酒精棉擦过，闪着细光。

下午没什么客人，赵师傅坐在炉子边，拿火钳拨弄着煤块。铝壶里的水又开了，他给我倒了杯茉莉花茶，茶叶在搪瓷缸子里打着转。他聊起这条街的过去：站大街以前是去火车站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人多，扛大包的、跑供销的、走亲戚的，累了就在这儿歇脚，揉揉腿脚，松松肩背。

他说起这些年份，像数自家孩子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墙上那面奖状，就是1987年评的，那年他刚出师，在这条街上支了张折叠床，白天给人推拿，晚上把床收起来，铺盖卷就摊在地上睡。

四点来钟，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跑进来，手里攥着五块钱：“赵爷爷，我妈说腰疼，让你晚上去家里一趟。”赵师傅应了一声，从抽屉里摸出块水果糖递给她。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了，帘子被风掀起来，露出街对面修车摊的招牌。

修车的老刘正在给一辆二八大杠补胎，轮胎泡在水盆里，咕嘟咕嘟冒泡。他抬头喊了一嗓子：“老赵，晚上来家里喝两盅，我闺女从太原捎了瓶汾酒。”赵师傅隔着门帘回：“得咧，等我把这锅药酒泡上。”

他说，这条街上的铺子，没有一家是锁门的。不是不锁，是大家互相照看惯了。谁家有事，喊一嗓子，隔壁就有人帮忙看着。按摩店这行当，在这条街上开了快四十年，从最初的折叠床，到后来的木板床，再到现在的铁架床，换过三茬家具，但街坊邻居没换过几拨。

我问他，晚上还开门吗。他说开，一般到九点。火车站最后一班绿皮车十点半到站，有时候会有赶夜路的人，背着行李进来，也不推拿，就讨口热水喝。他指着炉子上的铝壶：“这壶水，一天烧七八回，光喝水的不比推拿的少。”

天擦黑的时候，我起身告辞。赵师傅送我到门口，指了指出站口的方向：“你要是明天来，早点。九点以后人多，矿上的工人下了夜班，都爱过来躺躺。”

我回头看了一眼，蓝布帘子已经放下来了，但屋里的灯还亮着，暖黄的光从帘子底下漏出来，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小片。墙角的蜂窝煤炉子还在烧，烟囱里冒出细细的灰烟，顺着风，飘向老站房的方向。

站大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卖糖葫芦的老周已经收摊了，铁板上还剩最后一串，裹着亮晶晶的糖壳，插在草把子上，在路灯底下晃。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记着地址的纸条，其实不用看了，第三根电线杆，墙皮上那两个红字，已经印在脑子里了。晋城站大街的按摩店，就在那儿，跟这条街上所有老铺子一样，不显眼，但一直亮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