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屯最近哪里站街｜路边等活儿的人只剩老周头一个
上礼拜三下午四点，我遛弯儿走到三屯粮站旧址那截水泥坡道上，看见老周头蹲在电线杆底下，膝盖上摊着块硬纸板，上头用黑笔写着“刮腻子，一平方八块”。他旁边搁着把秃了毛的滚刷，刷柄上缠着胶带，胶带颜色发黄，跟三年前我头回见他时一模一样。
整条坡道就他一个人。对面农机修理部门口停着两台播种机，铁皮上落满灰，修车的小赵坐在门槛上嗑瓜子，瓜子壳被风卷到老周头脚边，他也没挪窝。
这就是如今的三屯。早先可不是这光景。
坡道两侧的椅子挪走了
二〇一八年那阵子，三屯还没拆掉公路北边的老瓦房，也没修这条水泥坡道。站街等活儿的人站在粮站南墙根底下，那儿有一排歪脖杨树，树荫能遮住半个身子。瓦工、木工、防水工，最多的时候能挤下二十来人，蹲着抽烟的，拿粉笔在地上写电话号码的，为了一单五十块钱的换玻璃活儿，能争上半小时。
粮站院子里那台老磅秤，夏天午后就有人把工具包搁在秤盘上，嘴上说“等活儿”，其实图那铁疙瘩阴凉。黄书包、帆布工具袋、露着橡皮锤头的帆布兜子，挨个儿挂在墙上凸出的铁钉上。有人从自家地里掰了几根嫩玉米，用破搪瓷缸装了水放在墙根——那是打算给晌午还走不了的人垫肚子的。那年月，站街是正经营生，跟种地卖菜一样，靠的是手上有准头。
红砖墙面成了分界
二〇二〇年粮站关停，墙上钉了块蓝铁皮告示，写“库房闲置”。站街等活儿的摊子没法子再靠墙，就挪到坡道顶上。那时候，赵家二小子买了辆二手三轮摩托，车斗里喷了“木工吊顶”四个红字，他每天把车停在坡道最高处，车斗朝外，人坐在车座上看手机。
老周头就是那一年来的。他原先在邻村给人盖偏房，眼瞅着村里修楼房的人家越来越少，就到三屯来找活路。他用的工具还是二十年前那套：一把瓦刀，刀柄被他自己的汗沤成了枣红色，两把抹子，都不成套，一把宽一把窄。他说这三样家什跟他从河北回来的那趟绿皮火车一块儿坐过，座位底下塞着托运行李的纸条，他没舍得丢，叠了塞在工具包最里头的夹层里。
可惜，老周头在坡道上站了两年，等来的活儿一只手数得过来。村里人盖房找施工队，维修找装修公司，再没人到路边撞运气。坡道边上原来那七八个站街的，有的去城里给物流卸货，有的去了家具厂封边，剩下走不动的几个，也改成在逢集的时候摆个卖辣条花生的小推车。
去年开春，坡道两边装了铁护栏，护栏涂成蓝灰色，原来说要装路灯，钉了几个箍就没了下文。老周头把硬纸板放在护栏底下，纸板四个角压着碎砖头，正中间一行字，被雨洇过两回，笔画毛了，他拿记号笔描过，写字的时候右手中指指尖有灰，染在笔杆上，一笔一笔描得认真。
“以前站街，人来问，三言两语就敲定活儿；现在站街，一天到晚光看地上蚂蚁搬家。”
他这话是跟修车的小赵说的。小赵嗑着瓜子回他一句：“你挪到北头看看，新搬来那几家做门窗的铺子门口，说不定有人停电动车上问价。”老周头没挪，他说那地方要交摊位钱，哪怕一个月二十块，也觉得不划算。
硬纸板上的日期改了又改
如今这坡道上，三屯最近哪里站街的答案，就是老周头的硬纸板角上那个用圆珠笔写的新日期。他每周二、周四、周六来，每次来把日期擦掉重写。塑料水瓶搁在砖头缝里，喝完了就去农机修理部门口的水龙头接，水龙头有点漏，他接完总要跺两下脚，把鞋底上的湿泥蹭掉。
我看他那把秃毛滚刷搁在护栏横杆上，风吹过来，刷毛往一边倒，又弹回来。滚刷的木柄被磨得发白，靠近握手处有一道裂纹，他用塑料绳勒了三圈，绳子也是旧衣裳拆的，颜色退得像灰白色。
周一那天降温，我骑车去镇上的农药店买花肥，路过坡道，老周头没来。护栏根底下放着一片新撕的纸箱板，上面没写字，压着个白灰坨子——那是先前抹墙剩的料，干透了。倒是赵家二小子的三轮摩托停在路对面，车斗里放着接线板和两捆电线，人不在。
昨天我又走了一趟那截坡道，护栏上贴着张微信收款码，打印在A4纸上，边角卷起来。凑近看，头像是一把瓦刀倾斜四十五度的简笔画，名字那栏只剩两个字：“周工”。没有备注，没有电话号。风一吹，纸角拍着铁栏杆啪啪响，像有人拿瓦刀轻轻敲了一块砖，然后又没了声。老周头始终没再出现。那把秃毛滚刷也不在护栏上了——坡道上落了几片杨树叶，正好盖住那个白灰坨。叶脉挺完整，黄里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