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娱乐休闲场所｜旧巷棋牌声与修表摊的下午
现在那条巷子，下午四点以后就静了。修表的老周把玻璃柜里的放大镜收进铁盒，象棋摊的塑料凳摞在电线杆底下，连炸爆米花的老头都推着车子走了。我蹲在巷口的石阶上等一个收旧书的人，手里攥着刚从墙缝里掏出来的半张戏票——1984年的，上面印着“工人文化宫”的红戳。风把地上的烟盒纸吹起来，贴着墙根打旋，最后落在一堆碎砖头旁边。巷子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二楼窗户里麻将牌碰桌面的脆响，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那间黑屋子里数日子。
从前这里不是这样。二十年前我刚搬到这条街的时候，巷子口那棵槐树下永远坐着三个人：修表的、补鞋的、还有卖冰棍的。他们的摊子挤在一起，像一窝哄闹的麻雀。我那时候在附近的工厂上夜班，白天睡不着，就揣着半包香烟蹲到修表摊边上看老周拆机芯。他的摊子不大，一张折叠桌，铺着蓝布，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钟表广告纸。他拆表的时候用牙咬着小螺丝刀，眯着眼睛，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却能把芝麻大的齿轮稳稳挑出来。
“你这表不用换零件，洗洗就行。”他头也不抬，拿镊子夹着零件往小瓷碗里的汽油涮，“歇个晌午再来，保准走得比你还精神。”
那时候附近娱乐休闲场所少，能去的地方就那几个。槐树底下算一处，巷子尾巴上的棋牌室算一处。棋牌室是旧居民楼的一楼改的，门脸刷着绿漆，挂一块手写的木牌，上面用白漆写了“棋艺轩”三个字，旁边拿铁丝吊着一串旧麻将牌当风铃。
棋牌室和公共澡堂
棋牌室里头摆四张方桌，凳子是高脚圆面塑料凳，坐上去嘎吱响。老板是个瘦高个，姓崔，以前在厂里跑供销的，退休之后没事干，把家里那副老象棋搬出来支了个摊子。他不收钱，只卖茶水——大瓷缸泡的茶叶沫子，一块钱续一天水。
下午的棋牌室永远挤满了人。退休工人占三张桌子下棋，另一张桌子摆着两副扑克。烟雾缭绕得看不清对面人脸，崔老板提着暖水瓶在桌子缝里挤来挤去，谁杯子空了就给续上。有个戴鸭舌帽的老头，人称“王司令”，象棋下得臭，嘴上功夫了得。
“你这炮是怎么走的？你当是打台湾呢还带拐弯的！”王司令拍着大腿骂对面。对面是个戴套袖的老头，不吭声，磨蹭半天才落一子，走完还拿胳膊护着棋盘。
我那时候常去棋牌室，不为下棋，就为听热闹。屋角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崔老板用缠着胶布的接线板给它通电，永远放着同一个频道的评书。下午三点准时开播，但凡谁要悔棋，王司令就把收音机音量拧大，盖过所有人的声音，单田芳在里面喊“一刀砍下去——”，棋盘边就没动静了。
再远一点的地方，往南走十分钟到咱们这儿的工人俱乐部。那是个水泥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台球厅，二楼是录像厅。门口售票窗口有个铁皮小洞，两块五一票，进去随便坐，循环放香港枪战片。俱乐部前头的水泥台阶永远晒着阳光，坐满了穿军便服和喇叭裤的青年。他们嗑瓜子、弹烟灰、争论周润发和林青霞谁更配，空气里全是糙米花与汗混在一起的气味。
但录像厅不好常去，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三百来块，两块钱够吃三顿早饭。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还是蹲在槐树底下。夏天的傍晚，老周收了摊，把蓝布一抖，铺在马路牙子上。我们坐上去，一人一根五分钱的盐水棒冰，远处路灯刚要亮，飞蛾绕着灯泡扑棱棱地撞。
槐树底下管这叫“露天棋牌室”，比赛谁的上衣扣子丢得多，拿线绳在地上画格子走石子棋。
修表摊和消失的水泥台
老周的修表摊是一直摆到2008年才收的。那年巷口修路，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把墙角的那棵槐树根带翻了。树倒的时候枝丫砸碎了他桌面上的玻璃板，钳子镊子滚了一地。他就此收了铺盖，说干不动了。可没过两个月，他又推着车子回来，只是不再拆机芯，改成专门配钥匙——电动配钥匙机嗡嗡地转，比手工省眼。
“表都懒得修了，”他说，“现在谁还戴表，看手机就完了。”话是这么说，他自己手腕上倒一直戴着一块上海牌机械表，表面磨得发花，皮的表带换了三条。
去年冬天下雪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见他出摊。地面冻得梆硬，他支一张马扎坐在那，没人配钥匙。他从怀里摸出一块老怀表，擦了半天表蒙子，又塞回去了。之后公园改造，所有的路边摊一律不让摆了，老周连钥匙也不配了。有人看见他进了棋牌室，坐王司令对面下象棋，他那手势上还残留着修表人的职业习惯——捏棋子的时候用小指顶着棋盘，像拿镊子衬着零件。
现在的附近娱乐休闲场所倒是多了。往东走一站地，有个商业综合体，五楼电玩城，六楼电影院，地下一层是带泳池的健身房。我在健身房里办过卡，跑步机前面一排屏幕，可以点播电视剧。跑完步出门，通道里全是抓娃娃机和自助按摩椅，扫码付款嗡嗡震动的声音刺得耳朵发麻。
墙缝里的半张戏票
上个月我又跑回巷子里转悠，纯粹是顺路。棋牌室还开着，招牌油漆剥得剩一半，“棋”字上面一块白茬，像被人啃过。崔老板头发全白了，手上的暖水瓶换成了保温杯。他看见我，主动招呼：“进来坐会？”我说不了，就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屋里只开一半电灯，那台半导体收音机还在，换成播戏曲节目了，有个花旦咿咿呀呀吊嗓子，音色透过老旧喇叭，嗡嗡地碎。
出来的时候，巷口有施工队在拆废弃的自行车棚。墙皮铲下来，露出一层底下的旧底子。一块水泥皮掉在我鞋边，我捡起来一看，背面粘着半张红色纸片——就是那张戏票。1984年4月15日，工人文化宫，小百花越剧团，剧目“五女拜寿”。那阵子文化宫是最大的附近娱乐休闲场所，逢周末放一场戏，票要提前三天去排队。
我攥着那半张戏票，蹲在石台阶上等了很久，才想起今天的收旧书的人早就过去了。回头再看那棵没了根的地方，新铺的水泥地上被环卫画了停车线，白漆标着07号。旁边放着一辆共享单车，篮子里有一副没人要的象棋——塑料盒破了口，棋子少了半边。一阵风过，细沙贴着地面，像是有人在那句没落尽的棋盘上，又推了一步卒。
巷子的二楼窗户又响了，这回是推开了。“喂，你蹲那干什么？”一个戴袖套的老太太探出半个脑袋。我说没干什么。她缩回去，窗关了，里的麻将声隔着一层玻璃，闷闷地，像水底冒上来的泡。我站起身要走，脚底踢到一个汽水瓶盖。弯下去捡，瓶盖内侧印着一圈毛毛糙糙的“桔子汽水”，这个牌子早停产七八年了。我想了想，把它塞进外套口袋，捏着那半张戏票，往商业综合体那边走去了——那边的霓虹灯正好刚刚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