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湾小胡同有姑娘吗｜一张旧渡船票引出的寻访
那张票是浅蓝色的，正面印着“大亚湾—澳头”四个仿宋字，票价两角三分。我在老屋抽屉底翻出来的，夹在一本一九八七年的《广东民俗》杂志里。票面折过两道，边缘起了毛，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字：小梅，莫忘。笔迹很细，像是姑娘家写的。
大亚湾小胡同有姑娘吗？你跟着这张票去找，答案就在澳头镇那条窄巷子里头。巷子叫水巷，宽不到两米，两边是灰瓦石墙的老屋，墙根长着青苔。一九九零年那会儿，我从惠州坐一个小时班车到澳头码头，再走十分钟到这巷口。巷子里晾着咸鱼和小孩的背心，地上湿漉漉的，海风从巷尾灌进来，带着鱼腥味和煤气味。
我拿票去问巷口卖凉茶的阿婆。她七十来岁，戴着银耳环，正用蒲扇扇风炉上的药壶。我说：“阿婆，这票上的字是谁写的？”她眯眼看了看，说：“小梅写的嘛。她之前在对面供销社做营业员，爱用圆珠笔在纸上划拉字。”她指着巷子中段一扇漆成蓝色的木门：“那间，过去是她家，后来搬走了。”
供销社柜台里的话
蓝木门锁着，锁头锈了。我趴在门缝看，院里有一口水井，井沿放着半块肥皂，晾衣绳上空空的，挂着两只衣架。隔壁院子的一个阿叔探出头来，说：“你是找小梅？她走好几年了。你要是想问大亚湾小胡同有姑娘吗——这儿从前住过不少，小梅算一个，她最能说，说要去深圳做什么服装设计。”
他在门槛上磕了磕烟斗，又说：“当年她每天下午四点下班，就搬个竹凳坐在门口拆纱手套。从厂里领回一包线头，拆成纱线卖回给收购站。拆一圈能赚三毛钱。手上全是倒刺，她也不吭声，就是爱哼歌。哼的是《军港之夜》。”阿叔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补了一句：“这胡同里，就数她手上的动作快，声音也好听。”
供销社早关门了，现在那间屋子租给一个修表师傅。他的玻璃柜里堆着老式钟表，墙上挂着钟摆零件。我问他认不认识小梅，他说没钱修的顾客拿来抵债的手表里，有一只上海牌表壳内侧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小梅，1990年夏，等你回信”。他拿镊子夹出来给我看，纸条发黄，字还是圆珠笔的，蓝得发灰。
“大亚湾小胡同有姑娘吗？阿婆说，从前有，后来都出去做工了。这条巷子剩下的，也就是些旧东西了。”
渡船上的口音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坐上了澳头到霞涌的班船。船舱里坐了几个赶早市的渔民，竹篓里装着青蟹和鱿鱼。船公说这趟是旧航线的最后一年，明年就换新码头了。船开的时候浪打到甲板上，一个小姑娘蹲在旁边剥橘子，她妈问她：“你跟不跟我去霞涌看外婆？”她摇头，说：“我要留在水巷，等小梅姐回来。”
船公转头看我，说：“那条胡同以前热闹得很。有个过路的推销员，每个月来一次，卖发夹和头绳，就在巷口摆个竹箱。他带来一根红色纱巾，说有姑娘愿意跟他聊一小时的巷史，就送她。”船公笑了一声：“小梅真跟他聊了一个钟头，从明中期这巷子出渔民，聊到八十年代捡贝壳去码头卖。纱巾呢，她收下了。”
推销员后来再没来过。有封信放在供销社柜台，信封上没写寄件人，只写着“转交水巷小梅”。营业员说小梅没要，她托人回话：“让他把巷子拍成照片寄来，比写信管用。”那封信退了回去，后来垫在柜台底下压秤砣。
我向船公打听那封退信的下落。他说拆迁的时候，旧柜台卖给收破烂的了，信可能混在废纸堆里去了南边。这个信息并不确切，但是足够让人沿着海岸线找下去。
黄昏的巷口
傍晚我去水巷拍照，晚霞把灰瓦染成橘色。一个女孩蹲在门口洗海带，我刚拿起相机她就挡住脸，说：“别拍我，我这围裙破洞了。”我说不是拍你，是拍门牌号。她笑了，指着我手里的蓝票：“你这票我见过啊。我妈的妆奁盒里有一沓这个，她也是这胡同里长大的。她就是没说过小梅的事。”
女孩用沾着海带汁的手接过票，看背面那行字，念了一遍：“小梅，莫忘。这个人是不是我妈提过的那个剪短发的姐姐？我妈说她去了珠海，在一家裁缝铺帮工。”
我只能把票收回来，说：“不知道，这票是从旧书里来的。”正说着，巷子深处的井边传来一声铁桶磕沿的响动，像风在搬动一只空桶，又像有人弯腰打水。
我出了巷口，买了一碗虾粥坐在石阶上吃。旁边一只野猫蹲在煤炉灶眼旁边，炉膛里塞着几份没烧透的报纸。我夹起一角报纸，上面是一则模糊的启事，说的是征集老街老物件，落款是省民俗馆。报纸边缘的日期看不清楚，但那张蓝票上的圆珠笔字，跟启事里的征集说明衬在一起，让我想到明天带上白手套和信封，去把票交给负责征集的人看看，问问他们能不能从票号查出那年的班船记录。天快黑透了，野猫跳上窗台，巷子里传来第二声井桶响，这回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