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埗站街｜一张1987年寮厦渡口轮渡票根留住的水乡日常

票根上的墨迹与日期

我把那张浅蓝色的硬纸票根夹在《东莞县志》补遗本里，已超过二十年。票面早已泛黄，但“高埗——莞城”几个铅字依然清晰，票价一角五分，背面盖着“寮厦渡口”的菱形红章。那是1987年秋天，父亲带我去中堂镇探亲，回程时在寮厦码头买的过渡票。

船是柴油机驱动的木壳渡轮，甲板边缘漆着白圈，从左摇右晃中能闻见水草和机油混合的气味。渡轮从高埗南岸开出，约莫十五分钟到对岸的万江，再转车进莞城。窄窄的船舱里，卖卤蛋的阿婆用塑料筐装着茶叶蛋，筐边搁着两包“丰收”牌香烟。我攥着票根坐在船尾，看船尾犁出的白浪翻成泡沫，又沉入浑浊的东江水里。那时“站街”这个词没人用。人们只说“高埗站街”，指的是码头对面那条麻石路，等渡船的人站在路边，跟鱼贩讨价还价，跟补锅匠聊天气。

麻石路两侧的营生

高埗镇四面环水，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通桥，渡口就是全镇的咽喉。站街两侧排列着杂货铺、煎饼摊、单车修理铺。每天早上五点，第一班渡轮靠岸，挑着菜筐的农户鱼贯而出，鞋底在湿麻石上发出啪嗒声。

我父亲当年在站街尽头的农具厂当翻砂工。他每月领四十六块钱工资，其中六块交给我妈当伙食费。厂里的铁钟用半截钢轨做成，敲起来沉闷得像远雷。工友们下班后就蹲在站街的骑楼下抽烟，看渡轮靠岸，看穿塑料凉鞋的乘客跳上跳下。

站街中段有家“群乐”饮食店，门面只够摆四张方桌。招牌是酱油色的木牌，字是供销社老会计用白漆写的。店里卖云吞面和糯米饭，云吞皮薄得能看见肉馅。跑船的师傅们进店不点单，只把搪瓷缸往台面上一蹾：“二两云吞，汤多点。”老板娘不问第二句。

“高埗站街没有站着的闲人。站着的都是在等船。”卖票的阿根叔总爱重复这句话。

他说得对。渡口值班室墙上挂着简易的航班表，用红蓝铅笔写就，每天三十班，遇到涨潮就改成二十班。等船的人不多，大多数乘客算准时间才来，只有陌生人才会站在站街边抻着脖子看江面雾气。

从渡船到高埗大桥

变化发生在1988年底。高埗大桥开工了，施工队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渡口直道，把麻石路两边挖出两米深的沟槽。站街上的铺面照样开张，只是货架上多了安全帽和劳保手套——卖给修桥的工人。

施工最紧张那阵子，我家住得近，晚上能听见打桩机沉闷的顿挫声。父亲说桥梁桩基一共要打六十二根，每根打到粉砂岩层才算合格。工人们三班倒，夜里探照灯把江面照成惨白色，渡轮依旧照常开，只是乘客少了，渡船改成了半小时一班。

1990年元旦大桥通车，最后一班轮渡是前一天傍晚开的。我特意从学校请假回来，花了三角五分钱买了两张渡轮票，坐了个来回。船到江心时，司机减了速，让我们看远处桥身上的红绸横幅。水波拍在船舷上，高埗站街在暮色里只剩下影子，几盏路灯次第亮起。

此后，站街改叫“沿江路”，铺面重新装修，卖起瓷砖和铝合金门窗。渡口管理所改成了公交总站，门口贴着班车时刻表，大红油漆，比当年的小黑板正规多了。三轮车开始跑集市，去中堂镇只要两块钱，比轮渡快四十多分钟。

老物件上面的其他字

票根正面左下角，还有一行凸版印刷的小字：“请勿抛入江中。”那是为了让乘客保持卫生，每次检票后票根自己留着。我把那张票根夹在旧笔记本里，本子另有几页记着渡轮票价变迁：1985年一角五分，1990年两角五分，1993年轮渡停运前最后一班票价三角。数字旁边的空白处，用圆珠笔画着一个小舢板，是我当年以为高埗站街的名字来源于江面渔家的标记——实际来源于码头边一根系缆绳的铁桩，有人等船时靠桩站着，久而久之竟成了方位词。

另一张渡口存根

2007年我翻修老屋，在墙缝里又找到一张渡口存根，时间更早，是1979年的。纸张更薄，颜色发灰，背面印着“高埗站街治安公约”，要求乘客排队上船、不得携带危险品、儿童需成人陪同。字样用的是简体字，笔画僵硬，大抵是蜡版油印的。

我拿这票根给八十岁的表叔看，他看了半天说：“渡口有过一个老更夫，每晚九点提小锣巡街，边敲边喊：‘风干物燥，火烛小心。’高埗站街的住家都把水缸搁在门口路灯下，为的就是走水时随时能提水。那人前几年过世了。

如今高埗沿江路修成了文化长廊，护栏上镶着黄铜浮雕，其中一块画着渡轮加麻石路。我没细看，只用指甲沿着票根的波浪边线刮了一下，蓝颜料碎末掉在掌心，像当年江水甩上甲板的细珠子。回程时我注意到，路边的绿化带种着细叶榕，树龄不长，枝杈被吹得一律向西。倘若站久了，余光里仿佛还能看见一个拎搪瓷缸的人影在等船，江上汽笛声早灭了，只有船尾卷起的泡沫，在记忆里慢慢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