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何处有站点街女｜几个老站台旁的修鞋摊与等车人
现在汉口青年路那个公交站背后，只剩下一台黄色的自动售货机，玻璃门里塞着几瓶落灰的矿泉水。我蹲在旁边补一双磨穿了底的皮鞋，手指头被锥子扎了一下，血珠子冒出来，我拿唾沫一抹。三年前这地方不是这样。三年前这地方有个修鞋摊，摊主是我，摊子边上常年坐着两三个中年女人，手里拿着小马扎和塑料水杯，有人等车的时候她们就上前问一句：“师傅，皮鞋要不要擦？”她们管那叫“站点服务站”，但乘客都清楚，那是武汉何处有站点街女最集中的一处。
我在这座城市补鞋二十一年。从1998年的武胜路天桥底下，到后来的徐东平价对面，再到现在的青年路站台，我跟着城管和市政修修补补的节奏，挪了六次窝。站点街女这个行当，我一直看在眼里，却从没搭过一句话。她们不是每站都有，得看地段。有长途客运站、有老社区出口、有夜市入口的公交站，才常见到她们。武汉何处有站点街女，这个问法本身不大对头，她们不是固定在某一个站的，像水一样，跟着人流动。
二〇一一年我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摆摊，那时候修一双鞋五块钱，十块钱还能送一次后跟掌。站台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樟树，树底下老停着一辆红色折叠自行车，车筐里放着暖水瓶和茶杯。骑车的女人四十来岁，梳一根短马尾，从不化妆，也不主动拉客。她只是坐在树根上，手里编那种塑料的蜻蜓钥匙扣，五毛钱一个。有人问她“走不走”，她头也不抬：“不走，我就是来坐坐的。”可坐一整天，傍晚收摊的时候，她筐里的钥匙扣还剩大半，口袋里却多了几张十块的票子。那个年代，武汉何处有站点街女的事没人明说，但街坊心里都有数——她们不闹事、不偷抢、不纠缠，给这片乱糟糟的地界添了一种特殊的秩序。
城管来了，她们比我还先收摊
二〇一六年夏天，青年路从四车道拓宽成六车道，公交站台迁到现在的花坛旁边。我跟着站台走，租了附近居民楼一楼过道里的一小块地皮，每月给看门大爷一百二十块钱。新站台修好了，头顶是银灰色雨棚，地面上贴着黄色盲道砖。第一批“客人”还没来，我倒是先认识了站台环卫工老周。老周告诉我，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有两三个女人从汉正街的方向坐公交过来，提着白色的帆布袋，在站台的第二个灯箱柱子下面站着。她们手里拿着充电宝和手机数据线，有人上来问路，她们就递一张小卡片，只写着一行字：“手机贴膜，湖滨巷15号。”那是暗话。可说是暗话，又人人都懂。卡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姓名，只有地名。
我不打听她们的事，但常看见她们手里的帆布袋。那个袋子有好几层，拉链头用红绳拴着。有一次我在垃圾桶边上捡到一只遗落的，里面没有数据线，也没有手机膜，只有半包纸巾、两片创可贴、一只掉漆的金属梳子，还有一本翻烂了的地图册，翻开那一页折了角，正好是武昌区。这行当变了。早期的时候，她们在站台边上站着，靠的是嘴说，嗓门大，胆子也大，不怕人看。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她们就不怎么开口了，站在灯光暗的地方，拇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像在刷新闻，但那屏幕上根本没有字，只是不断弹出验证码的短信界面。
站台的雨棚换成铁的，人也换了
去年中秋后一天，下了整夜的雨。我蹲在站台檐下收摊，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穿件灰色雨衣，站在同一个灯箱柱下。她没有拿帆布袋，手里攥着两枚硬币，反复地弹，叮叮叮地响。她问我：“师傅，现在补一双鞋底要多少钱？”我说看用料，普通橡胶底十五，牛筋底二十五。她点点头，又问：“那要是我把鞋脱给您，您在这儿补，我就在您身后站一会儿，行不行？”我愣了一瞬，说行。她就真把鞋脱了，露出一双起了毛边的棉袜，然后赤脚踩在干燥的台阶上，靠着柱子，用手机拍了一张雨棚边缘滴水的小视频。那两枚硬币，她没花，塞回雨衣口袋里。
“你们干活的，有站点等活儿，我们也有站点。不一样的是，你们等的是鞋，我们等的是人来人往。”她说完这句，雨小了，她穿上鞋走了，再没回头。
最近这两年，站台翻新了三次，装了电子显示屏，报了站名还带语音。武汉何处有站点街女这句话，眼下越来越没人问了。不是不存在，是换了个壳。她们挪到了线上，挪到了外卖平台发优惠券的页面里，挪到了深夜直播间里的“同城推荐”。我收摊前看见公交站对面的便利店里，有个女人坐在窗边的高脚凳上，面前一杯冰美式，旁边放着一张打印的A4纸，写着“手机维修，上门取件”。她长发遮住半边脸，店里的电子屏正播放公交车到站信息。一站一站，一车一车，靠站、开门、上下客，再关门离去。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摊子上那台用细铁丝绑了三道的磨鞋机，砂轮已经钝了，刃口处的纹理早就看不出原来的圈纹。我把它倒过来，底部积着的橡胶粉末，像一条浅浅的干涸的溪。今晚要下雨，明早气压低，这磨鞋机的声音会更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