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村街头什么价格｜十元吃饱三十元吃好
小店村的老街，从东头豆腐坊数到西头理发铺，拢共不到三百步。可这三百步里的行情，我门儿清。我在这街当中开了十四年杂货铺，烟酒糖茶、针头线脑都卖，顺带手也收废纸壳和空瓶子。每天一开门，先得应付三拨人：第一拨是来问酱油醋价钱的婶子，第二拨是来换零钱坐公交的工人，第三拨，就是些头回进村的生面孔，专盯着货架上的东西，嘴里先问一句：“老板娘，这个怎么卖？”
喏，这就是小店村街头什么价格的秘密——价格不写在标签上，写在人脸上。老主顾来了，我眼皮都不抬，直接说“老规矩”；生客来了，我得先打量他的鞋和手，再看他说哪的方言，最后才报个数。不是我要宰人，是这街上每个摊子都靠着熟客的信任活着。你乱开价，传出去三户人家，往后生意就别做了。
早市上的行情
清晨五点，豆腐坊的刘姐先开张。她家水豆腐两块五一斤，豆浆一块钱一袋，这个价十年没大变。但你要是七点以后才去，她就开始抖勺了——豆腐捞出来颠两下，水控得干些，秤上看着差不多，实际分量要少二三两。这事我不点破，因为我自己也这么干。夏天卖的西瓜，八毛钱一斤，我进货四毛五，刨掉烂的、裂的、被孩子抠洞的，一斤净赚一毛五。隔壁水果摊的老周笑我卖得贵，可他那摊子一天至少搭进去十个瓜让人尝，我的瓜不让人尝，买回去不甜拿回来换。这规则明明白白写在纸板上，愿意掏钱的都认。
菜摊的价钱最活泛。下午三点以后，带叶子的菜开始打折，菠菜从两块五降到一块五，香菜直接论堆撮，一块钱一大把。这时候来的都是精打细算的老太太，她们不砍价，但会扒菜帮子，扒下来的黄叶放回筐里，结账时少算两三毛，就当是添头。有个穿蓝布衫的大爷最绝，每天黄昏来买蔫黄瓜，三根一块钱，拿回去用盐腌了配粥，说跟鲜黄瓜一个味儿。
要问我这铺子里什么最不好定价，那就是散装白酒。高粱酒装在白塑料桶里，我按二十块一斤卖，进货价十八。可有人专买半斤，非得凑个吉利的“九块五”。为这五毛钱能磨十分钟嘴皮子。后来我学乖了，把塑料杯换成小纸杯，一杯刚好装一两，价格做成五档：三块、五块、八块、十二、二十。买三块档的通常是收废品的，倒进矿泉水瓶里，兑点凉水当口粮；买二十块档的多是村里办席的，提回去灌进瓷瓶，贴上红纸当土特产送人。
酒这东西最没法说价钱。有人喝的是味，有人喝的是脸面，还有人喝的就是那股子辣劲。你说贵了，他扭头就走；你说便宜，他还怕你掺水。
修鞋摊和理发铺的规矩
修鞋的老孟在墙角支了个摊，补鞋掌前掌五块后掌八块，换拉链五块一双。他的规矩是明码标价，但标价牌子上的数字永远用粉笔写，下雨天就模糊了，得重新问。老孟有个绝活——只用旧轮胎皮补掌，说这胶实在，耐磨，一个夏天趟水不走样。可他嘴里咬着鞋钉的时候，你砍价他是不应声的，等活儿干完了，你递十块钱过去，他找回两块钱，外加一句：“下回鞋帮子开线了一块儿拿过来，免费。”
理发铺的娟子收费更有意思。男人平头十五，女人剪发二十五，小孩十块。她店里挂着手写价目表，但中间那行字被人蹭掉过，写的是“烫染另议”。这个“另议”弹性很大，熟客烫个头收五十，生客同款烫法收八十，因为生客往往要求多，嫌热、嫌药水味儿大、嫌卷儿太紧。娟子跟我说：“价目表是给人看的，价钱是跟人谈的。脸熟的和脸生的，永远不能一个数。”
傍晚放学那阵子，小店村街头什么价格最乱？烤肠摊算一个。摊主老付对付小孩有自己一套：一根肠两块五，两根五块。小孩零钱不够，就拿作业本纸壳子来抵，三个干净的纸壳子换半根肠。我见过一个胖小子，天天拿自家打印店的废纸去换，攒了一摞肠子钱，最后老付不干了，说亏大了。那小子后来改拿汽水瓶盖，老付也收，五毛钱一个盖芯，攒够了跟买一根的钱一样。
夜里才有的另一种价
到了晚上九点，街西头卖卤味的周婶亮灯。她的嫁妆卤锅是传下来的，卤汤从没熄过火。猪头肉三十五一斤，猪耳朵四十五一斤，但你要是八点五十来，她说“收摊价”二十五全包了。有回街口的下夜班保安不信这个邪，九点零五分去问，周婶眼皮都不抬，照样报三十五一斤。保安嘟囔一句“您这价还分人分时候啊”，周婶手上刀不停，回了一句：“分啊。早来有早来的价，晚来有晚来的价，半夜敲门那是另一笔账。”
我关铺子通常十点。数完一天的钱，划拉下账本：矿泉水一天卖十九瓶，每瓶赚五毛；本地产的啤酒卖十二瓶，一瓶赚八毛；最赚的是蚊香和打火机，批发三毛的塑料打火机我卖一块，天天有人忘带回头买。但我从不跟客人说赚多少。有一回进货多进了两箱老牌子香皂，四块五进的货我都按六块卖，有个老太太非说街那头超市只要五块五，我笑着递过去一个：“那您去，那边便宜，省下五毛存着买绣花针。”她反而站住了，最后买了三块。店里的人都笑，买东西哪是为了省那几毛钱啊，主要是想磨磨嘴皮子，找个人搭话。
夜里十点半，我把卷帘门拉下一半，蹲在门槛上抽根烟。街对面卖羊杂汤的事还没收摊，热气裹着胡椒粉味飘过来。这时候有个醉汉摇摇晃晃过来，问我：“老板娘，一瓶东鹏多少？”我报了价，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半天，摸出一把硬币和一个打火机，数完了差两毛。我也不说话，拿过他手里的打火机，咔嚓打了火递给他，又指了指充电的地方给他充电。他怔半天，忽然笑了：“这打火机我都用了三年了，保不齐还能再用三年。”说完把五块五的手机往柜台上一拍，拿走了一瓶水。我盯着那台掉漆的手机壳，背后贴了一张褪色的贴纸，是一个小女孩画的兔子，耳朵一根长一根短。
夜里来的人不问价钱的多了，买的不止是东西，有时是一个能站着歇脚的柜以及一个不催他走的老板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