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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小姐姐｜一张褪色收据牵出的街坊情谊

收银机下面压着的那张收据，是1998年7月12日开的。淡粉色三联单，第二联已经泛黄发脆，圆珠笔字迹洇开大半，只看得清“白玫瑰发胶”和“黑妹牙膏”两行。那天中午雷阵雨，店里漏雨，我搬脸盆接水，瞥见柜台缝里露出这个纸角。拽出来一瞧，末尾签字处画着个圆圈，里面歪歪扭扭写着“娟”。

娟就是附近的小姐姐，住隔壁巷子第三间门脸，二楼朝北那扇窗。那年她刚满二十，在纱厂细纱车间三班倒，夜班回家路上总绕到我店里买支冰棍。她吃冰棍有怪癖，先把绿豆粒一颗颗抿出来咽了，才咬棒冰壳子。我笑她，她说在车间看惯了棉花絮子，绿豆就是她手里的实心纱锭。

她那会儿正跟厂里机修工谈对象。男孩姓周，每逢白班下班，准时五点四十跨进店门，买两块钱橘子汽水。娟咬着吸管，周师傅掏出手绢给她擦额角的汗珠。手绢洗得脱色，一角绣着朵歪歪扭扭的红牡丹——娟自己绣的，说是从旧枕套上拆线学的针脚。

收据上的发胶就是为周师傅买的。厂里新来的团委书记要求男工礼拜天参加交谊舞培训，头发全要往后梳，油亮得能照见人影。周师傅嫌发油味道呛，试遍国营商店的几种头油都不满意。娟把三种牌子的头油兑在一起，加了两滴风油精，拿毛刷给他涂匀。周师傅顶着那股凉飕飕的桂花香去跳舞，回来说满场子的女工都在打听方子。

那张收据所以没丢，是因为娟临走前的那个傍晚，忽然跑回店里要借我的铁皮闹钟。她说明早赶早班火车去南边亲戚家，怕误点。我把闹钟从货架顶层拿下来，又顺手塞给她一副新棉纱手套。她攥着手套站在原地，半天没说话。

后来周师傅来找过她三次。第一次站在马路对面抽烟，等了一钟头。第二次进来买了两包“红梅”，问我：“知不知道娟往南边哪儿去了？”我说只知道坐绿皮车，别的没打听。他点点头，把烟搁柜台上走了。第三次没进店，远远望着娟的窗子，窗前那个搪瓷缸里，娟种的凤仙花倒还支棱着杆子。

收据留在手里这许多年。隔阵子就翻出来看看，边角的锯齿刺扎过手指。去年秋天有个扎马尾辫的姑娘进店批发保温杯，背包上栓着小铜铃铛。她掏钱包时掉出一张照片，黑白的一寸照，边角有裁刀压出来的细纹。我弯腰捡起来，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给周某某”。照片上赫然是娟，穿着碎花衬衣，辫子盘到顶心，眉眼间的笑纹跟当年一模一样。

那姑娘吓了一跳，说她妈从不让人翻这张照片，说是外公用压箱子的铁皮盒锁着的。我告诉她：这照片上的姑娘，年轻的时候常在隔壁买三毛钱的绿豆冰棍，她那会儿绣牡丹手绢，针脚密得能兜住水。姑娘愣住，攥着照片慢慢坐下来，要了瓶橘子汽水，喝一口，问我：“后来呢？”

后来？后街拆迁那年，我收拾店面，把旧货架倒腾出来。娟窗下那个搪瓷缸不知被谁轮到垃圾堆里，裂了半道纹，底里积满陈年的土。我捡回来栽了棵四季海棠，雨淋日晒的长到三尺高。有人路过问价，我摆手说不卖。

窗台上那个闹钟还走着。半夜醒了，听它嗒嗒地响——钟摆底下那截红头绳，是娟走前系上的。她说闹钟走得急，系段红绳压一压，走慢些，日子好过些。她没说的是，火车票一般买早不买晚，压住指针也改不了点。如今闹钟换了新电池，指针照旧一分不差。红绳褪成淡粉色，倒让我想起那张收据的颜色。

货架第三层的旧纸壳

前天理货，从货架第三层翻出个茅台酒的纸壳盒子。拆开来，里头是一双婴儿软底布鞋，孔雀蓝鞋面，绣着银线梅花。鞋底针脚细密整齐，看得出是用了心的手工。跟白色棉纱手套是同一个人的手艺——都是娟的活计。

布鞋只做了一只，另一只还欠着针线。

“老板娘，这只鞋我给不了别人。等那个女人回来，你替我递给她，就说针线排到明年开春了。”周师傅的声音从盒子底下飘出来似的。他说完那句话，连柜台上那两包红梅都没拿。

窗台底下的旧光景

傍晚收档关门，我蹲在后门口冲洗门口的水泥台阶。水顺着缝流，忽然带出一粒钮扣。半透明的珍珠白，四孔的，拿在手里翻个面，底沿刻着一个带圈“娟”字——跟她发票上签名的记号一样。原来娟柜台缝里落东西，不止收据一样。

钮扣背面沾着干掉的浆糊，像是从衣服上扯下时带的线头。我把它搁在收银机旁边，跟那几张红纸板票夹子摆在一起。白天日头照进来，钮扣边缘泛出浅浅的彩虹色。过路的老街坊问起来，我拨开票夹子给他们看一眼，也不多讲话。

只今年正月，孔明灯那个摊子的老板娘来串门，瞧见钮扣忽然说：“你这里头什么时候收的扣子？”我说捡的。她斜了一眼：“得了吧，上回有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女人在你店门口站了半小时，走的时候还擦了眼睛。那裙子胸口就缺一粒同款的白扣子。你要真好奇，备一包针线在柜台里就行。女人知道去哪找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