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越城区城中村扫黄是哪个村｜走访城南老桥头那片出租屋
你问绍兴越城区城中村扫黄是哪个村，我先把话搁这儿：我这爿小店开了十四年，见过穿制服的车子半夜进弄堂，也见过房东攥着钥匙串在门口跺脚。但你要让我指着一个村名说“就是那儿”，我说不出口。具体哪个村，得看哪年哪月哪阵风。城南那片叫得出名字的，像念亩头、繁荣村、任家塔，我都熟。可风往哪边吹，不是我这卖香烟老酒的人能定的。
今天早上落小雨，我拎着两袋酱油和一卷挂面，去城南老桥头那边给老顾客送货。那片是典型的城中村，路窄，楼贴楼，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墙上贴满租房广告，红纸黑字，“单间带空调，月租四百五”。电线在头顶绞成一团，滴着水，像晾不干的粗麻绳。
我走在巷子里，鞋底沾了黄泥，凉丝丝的。经过一家棋牌室，门半掩着，里边传出来麻将牌撞桌面的脆响，夹着几句骂娘的话。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手里攥着把蒲扇，没扇风，就是搁膝盖上搭着。
“阿婆，这阵子晚上清静吧？”我把酱油放下，掏出烟盒分她一根。她没接，摆摆手。“上礼拜日夜里，两条弄堂口都站了警察，”她拿蒲扇点了点东边，“查身份证，一查查到十一点半。”
我问她查走几个人。她说不晓得，就看着几个年轻女人被带上白色面包车，衣裳穿得单薄，头发乱蓬蓬的，手包都没来得及拎。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对面楼的三楼窗户，那窗帘拉得严密，深蓝色，像块铁皮焊死在框上。
那幢楼我认得。一楼是修电动车的，堆满轮胎和电瓶，一股酸味。二楼住着对四川夫妻，在工地上做饭，每天傍晚油烟辣得人打喷嚏。三楼换过好几茬房客，去年住过几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白天不大见人，傍晚才穿戴齐整出来，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咯咯咯，像啄木鸟开会。
她们买过我一箱矿泉水，都是付现金。其中一个圆脸姑娘，总要一袋话梅糖，二元五一包，找零五分钱她都说不用。最后一次见她，是去年深秋夜里，她穿件短大衣，站在路灯底下等出租车，手里拎着个小行李箱。车来了，她回头看了一下这片蜘蛛网一样的巷子，然后钻进去没再回头。
我又往巷子深处走了三十米。第三根电线杆下头，堆着一摞硬纸板，被雨泡软了，边上散落几张碎纸片。我捡起一片，是张收款收据，模糊盖着某公寓的章，日期看不清楚。房东老赵正好推着自行车出来，见我便骂：“又是来打听的吧？我那儿正经租客，都有厂里边上班的工牌。”
老赵带我去看他家出租屋的二层小楼。一进门，墙上的钟停了，指针停在三点四十七分。过道尽头有个水龙头，滴答滴答，走三秒滴一滴。他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房客水电费，名字旁边都标注了职业，最多的写“厂里做外贸的”，还有“跑外卖的”“超市理货”。他指着一行用红钢笔划掉的记录说：“这个人退了房，剩半个月房租我都退他了。”
我问他扫黄那阵子，这边收走的大门钥匙有多少。他说没数，也不想数，只是居委会喇叭晚上喊话，把消防通道清干净。他没提“扫黄”两个字，只反复说“查租住登记”。
雨越下越大，屋檐水像珠子串门帘
小店的卷帘门拉到一半，老板娘蹲在门槛边择中午的青菜。她圆滚了，脸皮白，染了棕亮的马尾，说话像连珠炮，一点也不怕生。我把酱油和挂面递给她，她拿围裙角擦擦手，给我让了张塑料板凳。
“你打听这个干嘛？你是记者还是写材料的？”她笑，嘴里嗑瓜子。没等我答，她指指对门发廊。“喏，那家灯箱上写着美容美发，一年到头没见几个做头发的，水费倒用得蹊跷。上回检查，抬走两箱矿泉水——不批发，箱子是轻飘飘的假矿泉水包装。”
她说：“咱这样的村子，拆迁红线划了几回，谁也不上心。就那天晚上，停了半条街的电，警车蓝灯转得人眼花，第二天电闸就重新安了新的。现在晚上十点以后，谁敲门我都不答。”
我记得她店里前年新装了带摄像头的门铃。今年换了第二部，她解释是上一部进了水，其实我不信。她每天晚上九点半准时下卷帘门，铁板哐当一响，像给这条弄堂盖了章。
往里走左拐，是拆了一半的老粮仓。空地上停着三四辆拆房用的挖掘机，履带陷在泥里。墙根尿骚味和野猫的大便混在一起。一个穿胶鞋的老头在收拾碎砖，问他要多少砖，他说老板不要了，他捡回去垫猪圈。
我递根烟给他，他接了，没抽，别在耳朵上。他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去年腊月里，夜里两点多，这边热闹过一回。警车把这两排楼围住，搜出来些年轻人，哭的哭闹的闹。第二天早上，巷口早餐摊都没舍得开，怕撞见街坊。”
我用鞋尖拨了拨地上的碎纸片，有一张烤面筋的竹签和半片面膜包装袋。日子像这里晾着的被单，白天升起来，晚上收回去，脏了洗，洗了晾，谁也没去数挂了多少回。
雨天容易让墙皮往下掉
我往回走的时候，天放亮了些，雨变成牛毛丝。巷口那家手机贴膜摊刚开门，电风扇嗡嗡地转，老板在给一部老式诺基亚充电。他看见我，说：“你来找村委？往右拐那个铁门，就是社区警务室，现在改成接待站，门头挂着牌子，你去了人家乐得跟你说。”
我没去。站了半分钟，看见一个戴红袖标的阿姨夹着文件夹挨家查登记。她敲开一间出租屋的门，房东探出半个脑袋，拿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对着阿姨说了几嗓子。红袖标阿姨没进屋，在门口记完什么，又往下一家去了。
墙上新贴着一张蓝底白字告示：出租房屋每周滚动排查，治安安全联心联防。纸张还飞着毛边，浆糊没干透，一粒糖纸粘在左下角。
我想到去年盛夏，我半夜给客人送蚊香，路过一条岔巷，看见理发店后门亮了灯。一个穿着白T恤的小伙子拎着两袋外卖站在门口等，里面递出来一副扑克牌和一瓶水。他站在雨篷底下，脚边是淌成小河的雨水，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
后来不知道他进了屋没有，我当时只记得自己手里的蚊香盒滑了一下，我抓紧，继续走路。那盒蚊香后来卖给谁了，我忘了。
水滴沿着电线杆往下滑，落在一张凹下去的旧椅子上，椅子腿绑着废电线，雨天浸得发黑。我把手里的挂面袋子换了只手提，听巷子那头有人喊：“外卖，21号，三楼。”喊声在哪儿消失掉了，被雨吃到肚子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