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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浣道里区哪有站街|一张老公交车票引出的寻人之旅

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姓周,住道里区中医街那边三十来年了。前两天收拾柜子,翻出张1979年的老公共汽车票,蜡黄色的薄纸片,一角都毛边了,上面印着“哈尔浣道里区——顾乡屯”。这票是当年我帮邻居刘婶去顾乡屯找她大儿子时留下的。你问我哈尔浣道里区哪有站街?这词儿啊,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想歪,可在我们老辈人嘴里,说的是**街边等活儿干的手艺人、拉脚的三轮车夫、还有支个小摊卖茶蛋的**。那年月,道里区哪个路口蹲着一排人,可不就是“站街”等活的嘛。

我攥着这张票,眼前又现出那天的光景。刘婶家儿子建国,1979年刚返城,工作没落实,整天骑个破二八车在尚志大街、西十道街一带转悠,跟几个待业青年一块儿,兜里装包“哈尔滨”烟,见着卡车就招手,想给人搬货挣个块儿八毛的。那会儿叫“打短工”,也叫“站街扒活”。

从票据上的线路说开去

票面上那趟车,从道里区起始,终点是顾乡屯。沿途过经纬街、安国街,最后一个大坡下去就是顾乡屯的土道。那儿当年有个“等活窝子”——就在屯口那棵老杨树下,常年蹲着二十来号壮劳力。冰糕箱子、扁担绳子、军绿挎包,就是他们的全套家什。你要问哈尔浣道里区哪有站街的,**顾乡屯老杨树底下就是最热闹的一处**,早晨五点就有人影晃动,冬天冻得跺脚,嘴里哈着白气,照样眯着眼瞅来路。

那年月找活跟现在不一样,没手机没中介,全靠熟人指路。我骑车带刘婶到顾乡屯,老杨树底下果然有人。一个穿蓝布棉袄的汉子认出我:“周大爷,您这是找建国吧?他今天没来,说是去道里菜库那边问装卸工了。”

刘婶急得直搓手。我又领她折回道里区,顺路扫了三个点:

  • 买卖街路口:聚着七八个木匠瓦匠,脚边搁锯子、瓦刀,玻璃板上写着“刮大白、修门窗”的小字牌。
  • 透笼街副食店门外:一群妇女围成堆,等人雇去掏炉灰、劈柈子。
  • 中央大街西侧小公园:两个壮汉靠在铁栏杆上,脚边是装钉子的洋铁桶,专等安装活。

每处打听,人家都说:“没见过建国这孩子,前天倒是和一个胖小子去过顾乡屯。”刘婶脸都白了。我劝她:“孩子们站街等活,就跟这公交车似的,跑得了车跑不了站,再等等。”

物件联系起的人与地

正犯愁,那张旧车票从我帽兜里掉了出来。旁边一个修鞋摊的大爷捡起来,端详半天:“同志,您这个票是‘哈一汽’早年印的。那年遭过火灾,印刷厂烧了一部分,这种蜡黄纸的版本剩下不多。你们找站街干活的?去西十二道街那个公厕拐角看看,前儿个有个小伙子帮人扛大包,摔了一跤。”

我们急急忙忙赶过去。果然,一个穿褪色军装的青年正坐马路牙子上,膝盖磕破了皮,旁边放着两个装满土豆的麻袋。刘婶一见就要哭。那青年却先开口:“婶子,我没事,就擦破点皮。这不,刚扛完两麻袋,挣了六毛钱,够买八个馒头。”

刘婶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包伤口。我仔细瞧这孩子的脸,鼻梁上有道浅疤,比建国个子高些。我试探着问:“万记豆腐坊的老万师傅,是你什么人?”青年一愣:“那是俺师父。”

攀谈之后才明白。这青年叫陈二柱,跟建国搭伙在顾乡屯等活。今早建国让他先来这边,自己跟车去了香坊拉红砖。二柱蹲在墙角,从怀里摸出块纸包碎的硬糖塞给刘婶:“建国哥说,您腿脚不好,叫您别急。他晌午准回西十二道街这拐角来。

太阳正晌,我们蹲在墙根阴影里,看着街面上那些站街等活的人越来越少,都去吃饭了。只有墙角那个修鞋摊还敞着,鞋匠用铁锥子扎透厚胶皮,嗤嗤地拽麻绳。汽车从石头路上碾过,扬起一阵细土,落在二柱那兜土豆上。

午后的人影和收束

等到一点半,远远看见个人骑着二八大杠从霁虹桥下冲下来,后座绑着根铁撬棍,车辐条哗啦哗啦响。刘婶腾地站起来。建国到了,灰色的确良衬衫上全是灰,胳膊上还粘着水泥点子。他先冲刘婶那声“妈”喊得都有点劈,然后把撬棍一放,又跟二柱对了对眼神。三个人没多说一句话。刘婶把带来的一包黄瓜分给几个站街的伙计,一人一根,嚼得嘎嘣脆。

那天回去,公交已经没了,我踩着三轮桥车捎他们一程。建国坐车斗里,抱着那把撬棍说:“周大爷,你看那道里区的站街活,多是有上顿没下顿。但好歹,街在,人在,活就能等到。”

后来那张蜡黄车票我一直夹在旧笔记本里。现在道里区的街,早没那些蹲点等活的人了。顾乡屯的老杨树前两年修路也砍了,取而代之的是块电子公交站牌。那天我又路过西十二道街,公厕拆了变成便利店,墙根干净得很,只有个牌子写着“禁止停车”。倒是那修鞋摊还在,换了年轻人在钉鞋掌儿,铁锤落下去,当当的,跟当年一个动静。

我站在那看了半晌,想找个老伙计问问如今谁还在这块儿站街,后来也没开这口。走了几十步再回头,一个穿外卖骑手服的小伙子正坐在便利店的台阶上吃盒饭,头盔搁在脚边。他看看手机,扒两口饭,又看看路。跟那年月的人差不多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