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荔枝公园三演艺厅｜旧票根上的歌舞升平
抽屉底翻出张硬纸片，折成两叠，展开是张粉红色门票。印着“莆田荔枝公园三演艺厅·歌舞晚会”，票价三元，日期模糊成一个紫红印章。票根边缘卷起毛边，像被水泡过又晒干。我捏着它，想起九五年夏天那些湿漉漉的夜晚。
荔枝公园在旧城东边，大门进去两排荔枝树，树龄比我店里的收银台还老。三演艺厅藏在公园最里头，红砖墙，铁皮顶，门口挂两块褪色灯箱布，写着当晚节目单。那时我刚盘下这家杂货铺，夜里打烊后常溜达过去，站在厅外听里面传出的电子琴声。门票不贵，但卖得俏，七点半开场，六点就有人蹲在台阶上等。
那晚的节目单
我攒下这张票，因为那晚有陈阿妹的莆仙戏唱段。她不是专业演员，是隔壁鞋厂的女工，嗓子却亮得能穿透铁皮屋顶。那晚她唱《高文举》，唱到“苦菜花开”那段，声音忽然压低，像荔枝叶间漏下的月光。全场安静，连嗑瓜子的声儿都停了。
厅里的椅子是长条木凳，坐久了硌屁股。靠墙摆一圈塑料花，红红绿绿，落满灰尘。舞台地板踩得发白，角落堆着旧音箱，线头用黑胶布缠了又缠。后台只有一间小屋，门帘是蓝印花布，掀开就能看见演员对着圆镜描眉，粉盒盖子上的镜子裂了条缝，用白牙膏粘住。
陈阿妹唱完，下台来我店里买汽水。她额角还挂着汗，用手背一抹，问：“老板娘，你说我唱得中不中？”我递她瓶荔枝汽水，玻璃瓶冰得冒白气。她仰头灌了半瓶，打了个嗝，笑了：“明晚还有一场，《春草闯堂》，你来不？”我说来。她又灌一口，把空瓶搁在柜台上，瓶子底儿磕出清脆一响。
舞台侧边的账本
三演艺厅不大，满座也就挤百来人。我隔三差五去，跟管音响的老周混熟了。老周五十多岁，戴副断腿眼镜，用橡皮筋绑着。他那儿有个牛皮纸本子，记每场演出借了几盏灯、坏了几个话筒。某页夹着张五元纸币，用铅笔写着“阿妹误场罚款”。我问他咋回事，他压低声音：“有一回她赶着去相亲，晚了二十分钟，老板说要扣钱，后来看她唱得好，又退了。”
本子后头几页记着节目安排，字迹潦草，像鸡爪子扒的。有一行写“周三魔术互动，勿忘买鸡蛋”，我问老周，他说那是魔术师从帽子里掏鸡蛋，其实是提前把蛋塞在袖口，每次用完都要补货。他去菜市场捡破壳蛋，用报纸包着带回来，塞在音箱后面的塑料袋里。
“这行当，”老周拿橡皮筋拨着断腿镜架，“三分本事，七分备货。台上那点变戏法，台下都是苦力活。”
后来荔枝公园改造，演艺厅拆了。红砖墙推倒那天，我路过，看见老周站在废墟前，手里还捏着那个牛皮纸本子。他没说话，蹲下来捡了颗螺帽，装进口袋，走了。我店里的汽水柜换了三个，玻璃瓶早换成塑料瓶，就剩那张粉红票根，夹在旧账本里。
票根背面的铅笔字
翻过票根，背面有几行铅笔字，笔迹淡得快看不见：“阿妹，散后门口等，一起宵夜。”落款是个姓，写得潦草，像林又像李。我记不起那晚陈阿妹是不是跟着谁走了。只记得她唱完最后一句，微微欠身，裙摆扫过舞台边缘的木纹。台下有人吹了声口哨，她头也不回走进蓝印花布门帘后面。
那年代没有手机，找人全靠约。约了不一定来，来了不一定等。演艺厅散场后，门口荔枝树下黑乎乎站几个人，烟头一明一灭，分不清谁在等谁。我店里的挂钟走到十点，树上的人散了，地上落几个烟蒂和票根，隔天扫进垃圾桶。
陈阿妹后来调去市里鞋厂，再没消息。老周听说去厦门给别人修音响，走时把那本牛皮纸本子托我保管，我搁在货架顶上，落满灰，去年年底盘点才翻出来。本子里掉出那张粉红票根，还有半截铅笔头。我把铅笔头放回本子里，票根夹进收银台底部的铁皮盒，跟一些散硬币、旧纽扣挤在一起。
昨晚收铺，又看见铁皮盒。里头硬币滚到角落，发出闷响。窗外荔枝树叶子沙沙响，像那年夏天有人在台上轻轻清嗓子。偶尔有风把铁皮屋顶吹得嗡一声，我不敢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