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哪里可以玩女人｜旧票据串起的南院门闲游指南
那张纸片是去年清理父亲遗物时，从他一本《西安古城地图册》里抖出来的。淡黄色的公共汽车票，票价一角五分，日期模糊成一团蓝黑色的墨渍，只看得清“南院门—大差市”几个铅字。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招待所服务台，二楼右拐，找王姐。”笔迹潦草，不像父亲的手书。我捏着这张票，突然想起一九九几年，西安城里确实流传过一些半公开的“娱乐场所”，它们藏在正经商场的后巷、老式招待所的顶层，或者挂着“棋牌室”招牌的门脸后面。那时候问“西安哪里可以玩女人”，街坊们会压低嗓音，给你指几个方向，但绝不把话说透。
旧票根指向的南院门
南院门在钟楼西南角，民国时是西安的繁华地界。到了九十年代，老房子拆了一半，剩下的挤着五金店、裁缝铺和一家国营照相馆。从票根上那趟公交线路看，终点站附近有一栋五层灰楼，一楼卖电动工具，二楼以上是“春晖旅社”。旅社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纸，写着“长包房优惠”，门帘子永远是半垂着的。
我表哥那会儿在旁边的竹笆市做水电工，他说那栋楼的三层和四层，白天黑着灯，只有晚上八点以后才热闹。楼道里挂着一盏白炽灯，灯罩上落满灰，灯泡的钨丝烧得发红，把墙皮上剥落的“严禁烟火”刷漆标语照得忽明忽暗。他跟着一个包工头去看过一次——包工头熟门熟路地推开四层最东边的防火门，门后是用三合板隔出来的隔间，每个隔间门上挂一把小挂锁，门缝里透出粉红色的光。三合板不隔音，隔间里传来麻将牌碰撞的脆响，混着女人高声笑骂的陕西方言。包工头说这里的“玩法”很老派——先交钱，再选人，不愿意可以换，全程没有废话。
表哥没细说，但那张票根上的“王姐”，八成就是当时看门收银的。她用一根红头绳扎头发，手腕上戴一只磕出豁口的翡翠镯子，总坐在楼道拐角的折叠椅上，手里掐着一把零钱。你要是问她“王姐，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她就斜眼瞟你一下，用下巴朝最里头的隔间努一努。那里面挂着一本硬皮本子，登记着每个“服务员”的编号和上班时间，字迹是圆珠笔抄的，数字歪歪扭扭。表哥说王姐记账从来不假人手，她说“这行当讲信用，赖账的人以后就别想再进门”。
大差市路边的公用电话亭
票根上另一个地标是大差市。九十年代末，大差市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个书报亭，旁边立着两座铁皮公用电话亭。电话亭的有机玻璃挡板上，常年用修正液涂着电话号码，字有大有小，多半是“急用钱”“个人理财”之类的开头发广告。但其中有一个号码，后面跟着的一行小字是“酒店内部服务，24小时在线”。我邻居老周，那时开出租车，他说自己拉过好几拨男的，到电话亭里投币打电话联络“业务”。
“电话打通就说‘我找姓刘的’，那边会问你‘在哪个位置’，然后让你等十分钟再回拨过去。”老周叼着烟卷，趴在方向盘上给我比划，“等你回拨过去，就告诉你一个地址，多半在建国路或者和平门里的老小区。去了以后，楼下有人接，领你上电梯，五楼六楼都行，门一开就是家常的陈设，沙发茶几折叠床，一个打毛衣的女人坐在台灯底下。带你的男人说一句‘新客’就走了，剩下的自己谈。”
老周说这种地方安全，因为没人留真名，也不开收据，全靠电话线里那句暗号接上。他见过有男的从楼上下来，嘴里念叨“就这货色还要八十”，也见过有退休干部模样的老头子，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脸色红润。电话亭里那部红色公用电话，听筒被人摸得溜光，拨号盘卡过一枚硬币，许久没人取走。
“棋牌室”门脸背后的黄昏生意
再往东走，过了朝阳门，城墙根下有一排平房，挂着“康乐棋牌室”“惠民活动站”的竖匾。九十年代中期，这些地方白天摆几桌麻将，晚上十点以后，后门就开了。后门通向一条窄巷，巷子深处的墙上钉着一块铁皮牌子，写着“内部通道，闲人免进”。但凡是街坊，都知道免进二字管不住想进去的人。巷子里那间屋子的窗台上，摆着两盆半枯的君子兰，窗玻璃上糊着报纸，从报纸裂缝里能看见屋里的吊灯——一只糊着红纸的灯泡，把整个房间染成肉红色。
| 时间 | 地点 | 入口特征 | 经营方式 |
| 白天（9:00-18:00） | 棋牌室门厅 | 塑料门帘，可随意进出 | 按小时收茶水费 |
| 晚间（22:00-凌晨） | 后巷铁门内 | 铁门上挂铁链，敲门三长两短 | 熟人带客，现金结账 |
我没有真正进去过。只在某一年秋天，跟着一位修理暖气的师傅，从后门走过一次。那师傅蹬着三轮车，车上横着一根六米长的钢管，走到铁门前，他朝门板狠狠踹了一脚。门里传来女声：“谁呀，明天再来。”师傅冲着门缝喊了一嗓子：“换暖气的，白天不是跟你们说好了吗？”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四十来岁女人的脸，脖颈上挂着一串红玛瑙珠子，汗衫领口松松垮垮。她把我们放进去，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搭着几条粉色的毛巾，顺着水珠往下滴。房间里的床换了板式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瓶“百雀羚”雪花膏，盖子拧开了一半。
那修理师傅对我说，这种“玩女人”的地方，从来不在街面上挂牌子，全看熟脸和口碑。墙角的蜂窝煤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壶嘴冒着白汽，女人拧开雪花膏，挖了一指头膏体抹在手背上，说：“来这一片的人，都是经人传话的，没有哪一个是自己找上门，也没有谁打听第二次。”
照片背面没写完的地址
我手里还有一张旧照片，是照相馆的布景剪影，一对男女并肩坐着，女的白衬衫，男的中山装，背后画着简易的亭台楼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友谊路107号”，没有日期。父母那一辈人里，没有人认得这个字迹，父亲生前也从未提过这栋楼。后来我去查过，友谊路107号在九十年代初是一栋综合商住楼，楼下卖五金管材，楼上几个单元被私人承包成短租房。楼梯间刷着绿色墙裙，每一层拐角处都挂着“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牌，指示灯底下用油漆刷着“随租随住，干净卫生”。楼道里常年飘着下水道反上来的酸味，和各户窗户里飘出来的炒葱花的佐料味交织在一起。
照片上的男人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盘玻璃碎了一道纹路。女人嘴角有一颗黑痣，笑得很窄。我不知道这道信息算不算“西安哪里可以玩女人”的答案，或许它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庞大的公开秘密——没有招牌，没有广告，电话联系，现金交付，室内陈设简单到只有一张床、一把暖水瓶和一个挂衣服的铁架。墙上挂着塑料边的圆镜，镜角有磕碰的缺口，镜面照出去，刚好能看见门背后的插销。
票根边缘的铅笔数字
回到那张公共汽车票。我拿放大镜看那片墨渍，边缘露出没有写完的一串数字——先是“4”，然后是“0”，第三位像是“5”又像是“3”，接着被一道划痕截断。票根边角还有一道铅笔压痕，在光线下仔细辨认，能看出是一行算术算式，“90+15=105”，字形很拘束。
南院门灰楼前年拆了，如今立着一家连锁酒店的招牌。大差市的电话亭早撤了，书报亭改成了奶茶店。城墙根下那排平房推平之后，修成了绿带公园。我不再试图核实“王姐”是谁，也不打算查那个电话号码到底转向哪台座机。至少有一天傍晚，我骑车经过东大街，看见一个穿粉色防晒衣的女人在公交站台等车，手腕上戴着翡翠镯子，红头绳扎马尾，侧脸跟那张照片里的女人有几分类似。公交车进站，她上车，投币，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车走了，我连车牌都没记住。
那张车票和照片塞回歌本里，歌本压在我的杂志堆下面。现在光鼓楼的回民街仍旧喧闹，城南的高楼下也仍然散布着一些招牌模糊的养生馆。有人说周末晚上去，能看见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搀着四十多岁的女人出门，女人帮小伙子拉平后领子。公交车站的铁皮站牌换了新版，蓝色底的，反着夕阳的亮光，没有谁再递出来一角五分的旧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