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女都在那里联系的｜老街区里的三个熟人接头点
你问的这个词，搁我们这代人耳朵里，先想到的不是网络上那些乱糟糟的传闻，而是老城关镇那一圈实实在在的店面。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我还在二中教书，周末去菜场路上，总能看见几个打扮时兴的年轻女的，蹲在邮电局门口的台阶上嗑瓜子，手里捏着张IC电话卡。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更没人天天泡在聊天室里，外围女都在那里联系的——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亭和BP机中转站碰头。
现在年轻人肯定想不通，一个破电话亭有什么好守的。可那会儿邮电局西墙根下并排放着六部公用电话，每部上头都挂着块蓝漆铁皮，写着“国内直拨”。下午三点到五点，保准有三四个女的轮番占着话筒，拨号的时候用食指把听筒线绕两圈，说话声压得极低，只听见尾音往鼻孔里走。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婶后来跟我讲，她们拨的号码全是寻呼台人工席，报一串数字就能回拨到指定号码。
我第一次去那个亭子打电话，是帮学校教务主任传个补课通知。就瞧见一个穿大红薄呢大衣的姑娘，手里攥着张小纸片，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个六位数本地号码。她投币，按键，接通以后也不说话，等对面响了三四声就挂掉。隔了十分钟，电话回过来，她接起来就一句话：“史老板叫去桂花园西北角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等。”挂了电话，把纸片撕成碎末往痰盂里一扔，蹬着高跟皮靴走了。
地点一：狮子巷发廊街，第二间玻璃门门店
从邮电局往东走两条横街，有条四百米长的狮子巷。巷子窄，两边的梧桐树常年没修剪，枝杈快连到一起。路北侧一整排都是小发廊，门上转着红蓝白三色灯柱，玻璃门贴满褪色的“洗剪吹15元”。仔细看，每扇门右下角都贴着张年历画，上面有手写的手机号——十三位数，用蓝黑钢笔写在“1999”字样上方的空白处。
要说过外围的联系地点，巷子里第二间玻璃门才是真正的中转站。门面不大，两张旧皮椅，墙上挂着一面DVD机做装饰。老板娘姓甘，绵阳人，四十出头常年套着件枣红色罩衣。来找外围女的，先在门口站站，手机拨十几个数字，通了也不讲话，挂断后甘婶会掀开收银台下面那格抽屉，拿出一卷封好的名片。名片上正面印“家政服务”，背面印着暗红色线条画的小花，以及一个座机号。
有一回晚上九点多，我送学生上晚自习回来路过，亲耳听见甘婶隔着门帘对一个小伙子说话：“规矩要懂，人在这里等，钱得在柜台付一半，另外一半你这张下水道单上写了数字，就当押金。”那小伙子站着嗯嗯两声，从牛仔裤后袋摸出一张银行进账单，也接过半张桑皮纸对折的纸片。两个人像对暗号似的。后来营业执照查得紧，甘婶那间店在〇四年底贴了转让启事，可门前砖缝里还能抠出烧剩的纸张灰烬。
地点二：华榕宾馆四楼楼道拐角的消防栓后面
邮电局往南走一站地，有栋十二层高的华榕宾馆，外墙贴着白瓷砖，三层以下包着铝合金门面。宾馆早年做接待会议，后来效益不好，四楼到六楼改成了长租写字间。四楼走廊最西头有个消防栓箱，玻璃底下压着一叠名片纸，要是不把那箱门用手电筒照，根本看不见。
在华榕做保洁的阿姨，我认识一个，姓邵，四十多岁的江苏人。她扫地的时候见过不少生面孔：要么是穿着黑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要么是披着披肩发穿短裙的姑娘。这些姑娘有个习惯，到走廊先装作打火机掉了弯腰捡，顺手便从消防栓底下的灰绳里抽出一张皮筋绑紧的小字条，上面写着当日可用车次和住宿楼层。
邵阿姨跟我描过一句：“她们从不直接在楼里谈，顶多在这儿留个印儿。真正约人的时候，全靠隔壁巷子的黑白复印店传真。”说话间，她指了指墙上挂钟，指针正好走到下午三点半。
传真机就是联系方式。华榕宾馆大门斜对过有家文印店，店主烧饼价接活，三块钱一张，彩色十块。门边摆着台破旧的松下传真机。外围女在约定时间给店里打个电话，说“收份文件”，文印店就把纸打了，夹在最上层报纸下。晚上七点到九点，那些姑娘陆陆续续走过，掀开报纸拿走纸卷，每一步都像经过排练，不撞人也不碰到门框。
地点三：东湖体育场东南门厕所旁的IC卡电话亭
还有个地方，就要说到九点以后的活动了。东湖体育场九二年改造过，东南门边用水泥圈了块小地，建了两个公厕和一个半嵌入墙体里的IC卡话亭。上面顶棚裂了两道缝，雨天滴滴答答漏水。可就在那漏水的黑色话机下头，连接外围女和客人的一个重要联系结点其实还保留着——话机旁挂着一支带胶套的签字笔，笔管里塞着用透明胶卷起来的字条。
傍晚健身的人多了，围着跑道的人一阵一阵的。有几个人不完全是为跑步去的。我住体育场家属院那几年，夏天在门口乘凉，亲眼见着一个穿湖蓝色毛衣的短发女青年，走到话亭前，拿起电话随便按了拨7个键又挂上，然后单手扶住花坛，另一只手从锈迹斑斑的镍笔帽下抽走一条白纸。她读了两行，把纸揉成一团，往嘴里一塞咽下去。
卖水的老韩跟这些女的一口乡音熟络。有次我买矿泉水打趣：“你们这倒像武侠片里的飞鸽传书。”老韩摆手：“这不比飞鸽快？都是电话簿和传呼台两边接应。真正联系不用微信不用QQ，主要是各打各的，别人追不上一瞬。”他看着话亭，呵了一声，“你看看歪在墙上那根笔，笔管里笔芯早掉了一半，照样有人往里塞纸条。他们靠这个传班次、传门牌号、传换了的手机后四位。”
地点与时机的变化
再往后到了零六年、零七年，小灵通和QQ群普及起来，狮子巷几家店门窗换上红底白字“通讯器材维修”，甘婶的电话专卖店也搬去了旧货市场。华榕宾馆四楼的消防栓箱整个拆了，换成了下压式灭火器，底下那叠名片再也不见。体育场的IC卡电话亭在零九年夏天作为“过时设施”拆除，遗留的螺栓被水泥抹平。倒是最早那六部邮电局公用电话，后来又维持了几年，只是围墙外新铺了彩砖，旁边的茶叶蛋摊换成卖烤肠的。
现在你让我说这些外围女都在那里联系的，我只能说：它们从来不在网面上爬，也不在餐馆酒吧的灯下发需求。跑街的伙计有跑街的规矩，最好的办法是把联络随手放进看起来最烦琐的物件里——电话亭里停借的签字笔，消防栓下的压角纸，柜台抽屉里的半片旧名片。谁把联系工具伪装成废物，谁就能在几条老街之间从容转身。
前阵子有条新闻说老友谊商场翻修，工人在二楼废旧吊顶里挖出一盒插卡手机，还带两块电池。打开通讯录只有一条记录——“洗衣房自提”。没人说得清这话是什么意思。博物馆要去收，送修的人没让，最后挂在了旧货市场的铁货架上。那台手机旁边还搁着张公用电话费收据，日期手写着“2001年6月3日”。收据背面有人用蓝黑墨水写了四个字，字迹晕开大半，但还是认得出：西柳待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