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哪条街小组多｜老城关的组字招牌与手艺人记忆
“老张，你晓得红安哪条街小组多不？”剃头铺里，李矮子歪着脖子，肥皂沫还没刮净。
我手上推子没停，回他：“你问的是哪样小组？是过去生产组的门市，还是如今广场舞的班子？”
“就是那种，门脸边上挂白底红字牌牌的，‘缝纫小组’‘白铁小组’‘修理小组’。前天我孙子从武汉回来，在胜利街数了一下午，说这条街的小组牌子比城南菜场的萝卜堆还密。”
我关了电推子，拿毛刷给他掸领口的碎发：“你孙子数的是老胜利街，从大礼堂往东头走，那截路不到三百米，我数过，光挂‘小组’牌子的铺面，有九家。”
胜利街的小组谱系
红安老城关的人管这条街叫“组街”。不是行政上的街道名，是手艺人口口相传的称呼。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街面还是青石板，两边的屋檐伸出来，能搭着对面二楼的晾衣竿。最早那批小组是合作化时留下的底子，裁缝组、修表组、自行车组，占用的是老粮管所腾出来的三间门面。后来的小组是自己立起来的，木匠组的老陈，从二程公社进城，租了半间裁缝铺的后面，白天拉大锯，晚上睡刨花堆。
我十六岁进城学理发，拜的师傅就在这条街的“理发小组”里。小组一共三个人，一张铸铁转椅，两面水银镜子，墙上挂着手动推子、剪刀、篦子，用一条牛皮挎带系着。师傅姓冯，膝盖上永远绑着一块帆布，给人刮脸时，那布上落满碎发和胡茬。
冯师傅常说：“小组不是招牌，是规矩。材料共用，活计分着做，账目三一三十一。你入组，先学磨刀，再学扫地。”
现在胜利街的小组，只剩下名称里的那两个字还活着。白铁小组的老宋还在门口敲洋铁桶，但他的铁剪子换成了电动咬口机；缝纫小组的门面挂满了成衣，早不接来料加工的活计。可那块“小组”的牌子，谁也没摘，白底红字，漆皮裂了一道道，像老人额头上的纹路。
其他街道的零星分布
走出胜利街，别处的小组就稀了。
建设街上有两个半。一个是箍桶小组的老柯，专制木盆和蒸笼，他的铺子夹在卖卤菜的摊子中间，你能闻到楠木味混着卤香。另外一个是无线电小组，专门修收音机和后来的黑白电视，那师傅从抽屉里拉出长条的烙铁，焊点亮得像米粒。剩下的半个，是“磨刀小组”——那人没有固定铺面，拿一根长条凳，骑在街沿上，见天来半天，下雨不来。
民主街的情况也不复杂，原本有三家小组。纸扎组的老钱手巧，扎的灵屋三层楼，窗户门扇都能开合；打秤组的黄师傅早不干了，临街的玻璃柜台改成了手机贴膜；剩一家修钢笔的，连招牌都懒得换，“钢笔修理组”五个字中间掉了两个，成了“笔修理组”，老黄也不补，说字掉了比原来显眼。
倒是沿河的老街新起了一种“小组”。傍晚七点，解放闸旁边的空地上拉了四盏LED灯，跳广场舞的人分成三个圈——东边是《最炫民族风》的，中间是慢三步，西边挤了一群跳曳步舞的年轻人。领队的大姐在音响上贴着“红欣广场舞小组”，每周二收两块电费钱。这个算不算？我估摸着也算，同样是凑在一起做事，和当年共用电吹风的理发小组不隔太多东西。
牌子和活路
我关了店门，黄昏的光从卷帘门缝里漏进来。走了一趟胜利街，数了数那些小组的牌子，有的挂得端正，有的歪斜着，用铁丝吊着。缝纫小组那块牌子边角卷了，里面的白铁皮生了不少锈。
老宋还在门口焊一个水桶，戴着帆布手套，焊枪的蓝火苗一蹿，冒起股白烟。他问我：“转了这么长日子，你那条街数明白没有？”
“胜利街最多，九家。”
“九家不算。”老宋把焊好的桶往地上一撂，用铁尺敲了两下，当当响，“你是没在上午十点来看，买菜的人多了，门口那些小组的人全出来晒太阳、修家伙，那阵势才真叫多。”他拿脚尖点了点地面，“地上还有当年用来拉铜丝的槽子痕，顺着槽痕走，能走出一个老故事来。”
走回店门口，路灯亮了。隔壁卖卤菜的老板娘正在取架子上的鸭脖，她的招牌上写着“下岗再就业卤味组”。不知不觉，这条街上又添了新小组——挂了才一年半，正红着。我望着那道槽子痕沿街而去，闪着幽暗的光，另一端隐没在药厂后门的荒草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