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火车站发廊店一条街｜出站口北墙根下的热毛巾与推子声
2016年秋，我送老家的侄子去新疆打工，在西安火车站等凌晨三点的慢车。候车厅里闷得慌，我拎着保温杯出去透气，顺着广场往北走，拐进那条夹在城墙根和铁路家属院之间的窄巷子。路灯昏黄，地上铺着碎砖头，两边一溜儿矮门面，霓虹灯管东倒西歪——这就是西安火车站发廊店一条街。说是发廊店，其实多数就一间屋子，七八平米，墙上一面圆镜子，镜前一把旧转椅，门边挂着白毛巾，有的用红塑料盆泡着肥皂水。
门脸一家挨一家，像火柴盒排成串。最西头那家，门头上红漆写的“美容美发”掉了一半，白天用粉笔在纸箱皮上补了“理发三元”。我站在街口数了数，亮着灯的有十三家。那时候夜里十一点多，有七八家还在开门。每家都传出推子的嗡嗡声，偶有剪刀碰在瓷碗沿上的脆响。空气里混着洗发膏的廉价香味，还有铁锈和水汽。
镜子前的人影
第二家店门敞着，风吹得门帘上的珠子噼啪响。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给一个穿保安制服的男人剪头。她的剪子很快，指甲盖大的发茬落在蓝布围布上。“你这后面比前头短得多，上回是火车站批发市场那个小伙子理的？”保安从镜子里看她的手指。
“你少说话，那段时间太阳底下晒的都发叉了。”女人的胳膊没有停，语气像在数落自家兄弟。墙上的塑料挂钟指到十一点十五，柜子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搪瓷掉了几块，露出黑铁皮，缸子边搁着半包没带过滤嘴的“金丝猴”烟。
再往东走，靠墙根低矮的窗户里，凳子挨得近。一个年轻女工坐在矮凳上给一个小学生剃头，小孩的爸爸蹲在门口刷手机。她手里那把推子一紧一松，嘴里的口香糖吹出泡来，又悄没声地收了回去。孩子头上留了一层，像刚割过的麦茬。这里剪一个平头五块钱，老人一块，要是老主顾，刮脸带修剪鬓角还送十下推子。
北墙的凉席与蜂窝煤
街当中一段是个凹进去的过道，堆着废的玻璃板和旧轮胎。最里侧小店用铁皮搭了半间门脸，招牌是拿油漆在旧三合板上写的，因为年头久，漆都裂成蜘蛛网。店主是个瘦高老头，戴一副断了腿、缠着麻绳的老花镜。他正用长嘴铁壶往铜盆里兑水，墙上歪斜地钉着几排木钉，挂着一扎扎新毛巾，底下用塑料布罩着。他说这条街的店，数他在这干得早，1995年铁路局搞三产，他是第一批租下门面的。那时候火车还是绿皮，广场上全是卖茶叶蛋豁口搪瓷碗的摊。
“你看他这剪子，掐在剪刃的第四个指根上，这是老手艺人的毛病。现在小孩学剪发都拿电推子背模型，我这还是拿荆条练出来的指头功。”
——老头指着镜框里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说，照片上是个头发剪齐的小伙子，他认了半晌：“那就是我自己，二十年前。”
他柜台上放着一摞旧《参考消息》，泡着半缸枸杞水。当我问夜里还开不关门，他说：“你管白天黑夜，图个进出火车站的人能随时坐下来，凉快一下，剪得干净，就走得利落。”他边说边将棉布围布抖了抖，布上落的碎发飞起来，贴着灯泡。
凌晨两点的自来水管
走到巷子东头尽头，是一家只有门帘没有招牌的店。一个四十多岁、扎马尾的女人弓腰在水盆前搓洗毛巾。水是凉的，她说火车站的同志有时下晚班顺路过来说话，得备着干毛巾。“站上的下水道堵过，这段水管接得短，水花慢。”她擤了擤鼻子，一边用电壶烧水。墙角摆着一箱硬邦邦的方便面，包装上面落了灰，压着一个电子秤。
墙上的电线拉得乱七八糟，一根黑胶布缠着的灯线从天花板角落垂下一颗白炽灯泡。她用木夹子从盆里夹出第二十七条毛巾，搭在铁丝上。我建议她开灯，她说灯太亮招虫，就着路边的光，够了。
我问她半夜还开门敢不敢，她说：“有啥不敢？这边住的全是老邻居，三家是退休乘务员，还有一间是道班工人临时搁工具的，站台搬过来以后，派出所警务亭就设在对面小卖部窗户上。”
街边走过去一个穿制服背工具袋的铁路工人，毛巾要收回去的推子顺手往门框上一搁。他说今晚值班，顺道来取他半个月前落在这儿的一盒薄荷膏。女人在柜子底下翻出一个铁盒，盖子上全是手印，“你下回换个带旋盖的。”
我沿原路往回走，街上吹起一阵风，巷口的塑料棚布鼓起来又塌下去。身后的推子声跟着断了一下，又响起来。远处火车站的楼顶灯排在夜雾里发白，像是被人横着拉了一道铅笔线。有家店铺的卷帘门半拉下来，从底下缝隙露出两只光脚，搁在旁边的矮凳上，那是剪刀师傅的鞋，鞋面上戗了一块白灰。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个理发师傅的胡子上，也有一条细细的刀痕。
火车还早，我又退回巷子里，墙根下有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拧开冲了把脸，水是凉的，带着一股生铁味儿。头顶遮阳棚的破损处漏下几缕灯光，正好照在对面墙上一张泛黄的收款码上，码纸的边角卷着，看起来再贴几天就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