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小吃一条街在哪里｜老街夜市与鼓楼周边寻味记
我站在榆阳区新建北路中段，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地址的纸片，问旁边修鞋摊的老汉：“师傅，榆林市小吃一条街在哪里？”他抬头瞥我一眼，放下手里的锥子，用下巴往东指了指：“鼓楼底下去，晚黑七点半往后，灯一亮，摊子自己就长出来了。”老汉说的“鼓楼底下”，指的就是榆林古城中心的钟楼与鼓楼之间的南大街一带，那里是这城里最老的街巷之一，也是本地人嘴里的“小吃一条街”。
沿新建北路向东拐进人民中路，再往南一折，就看到鼓楼那座灰砖底座。街面不宽，两辆三轮车并排就挡了路。两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起的砖混楼，二三层窗户上挂着腊肉、干辣椒和褪色的布帘子。太阳西沉，各家店门口先摆出条凳，再支起炭炉，最后才把写菜名的木板挂出来。不用问路，闻着味走就丢不了。
从早市的羊杂碎到夜里的烤串摊
整条街的节奏分两截。清晨五点，做羊杂碎的老陈夫妇先在自家店门口架起大铁锅。老陈今年六十一，说他父亲那辈就在这街口卖羊杂，用的粗瓷碗是定边老窑烧的，碗沿磕了缺口也不换，熟客认这碗。汤里除了羊肚羊肝，必放本地的干蔓茎——这物件在榆林人嘴里叫“蔓青”，切成一指长的段，咬起来咯吱响，酸香开胃。他家的辣子是用羊肉末炸过的，早上九点前卖完三锅，收摊去睡午觉，下午五点再开火。
可白天的小吃一条街并不只这一家。从鼓楼往南数，大约两百米的范围内，梧桐做马扎还是铁皮桶做马扎，各家摊主有自己的执念。卖荞面碗托的高兰花在这条街待了十一年，她的移动摊位是一辆改装的飞鸽自行车，后座上嵌着一个不锈钢保温箱。浇头有酸汤、麻酱、油泼辣子三种，食客自选搭配。她说靠近十字口的那个位置，城管不管，但要隔天早晨六点半去占，去晚了就得挪到公共厕所墙根底下。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端着一碗碗托蹲在路阶上吃，碗里汤发红，他吸溜了一口，抹嘴跟同伴说：“还是这口安逸，外头连锁店里头，蒜水甜得跟糖水似的，哪能比。”
黄昏之后，另一拨人才登场。下午五点多，推着铁皮烤架的摊主陆续来，占路的规矩各家不同——按在地上早就用粉笔画好的格子，后到的人不能越界。烤串摊上摆的羊肉串，签子是削平了的红柳枝，炭火直接架在旧铁皮桶里烧，风一吹噼啪掉火星。烤板筋刷的是“老榆林”牌甜面酱，撒一把孜然，再捏一撮山上采回来的摘蒙花，这东西整条街只有三家用，说是有肋消化，其实就是为了哄那口特殊的香气。
镇北台下的骆驼肉与街角的拼桌规矩
这里再向南走三十步，有一家专门做骆驼肉的，招牌漆成黑底金字，写着“老李驼肉庄”，玻璃柜里摆着一盆酱红色、切成麻将块大小的驼肉。老李的店里只卖六张方桌，塑料桌布每天换，桌子中间有一个洞，用于插遮阳伞——这是从八十年代摆摊时留下的习惯，后来挪进店面也没废。他家的驼肉按块卖，一块两块五，用荷叶包着递出来。荷叶片在锅里蒸过，裹得包子形状，拆开时热气直熏脸。
正对着驼肉庄门口，有一条宽不过一米的窄巷子，只通自行车。巷口有家豆腐脑摊，老板娘姓庞，用铁皮隔出一个齐腰高的操作台，台面摆五个粗瓷罐——分别装韭花、蒜泥、酒醋、生清油和干粉条。豆腐脑的浇汁是用羊骨熬稠的，每碗给三勺粉条。她的常客多是街对面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初中生结伴来，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一角硬币她拒收，说要凑五角再收。”一个学生跟我说这话时，庞阿姨刚舀起一勺韭花，头也没抬地接腔：“硬币太轻，一不当心混进碗里，吃烂牙。”话毕，整条巷子的人都笑了。
到了六七月份的傍晚，这里人就“挤不透”。摆摊的多，闲逛的多，拍照的人背靠背站住，没法挪步。这边是新烤的馕坑边排队等货的，那边是卖“熬菜”的老两口支了一口直径近一米的铁锅，里面炖着白菜、粉皮、炸豆腐，用筷子插在锅边当标尺看水位。一碗熬菜送一个饼子，饼子是玉米面混白面烙的，比巴掌略小。一个环卫阿姨跟我搭话，她在这条街扫了四年地，说每天凌晨收工时的景象最让她踏实：“地上全是竹签、花生壳、擦嘴的纸，唯独看不到一棵漏捡的青菜叶。”她把这个当作整条街商贩的手艺与德行得到了证明。
只认钥匙串和旧饭盒的深夜食客群
晚上十一点半，大部分烧烤摊开始收炭。这时候仍亮着灯的，是街南口入定旁边那间“张记杂碎汤”，门脸只有一扇单开的木板门，推开时门轴吱呀响。店里没有菜单，所有菜名写在一块黄纸板上，用蓝圆珠笔填得密密麻麻。卖到最后只剩下杂碎汤和煮干豆丝，老头张得顺坐在炉子边看手机，进来的老客不用开口，只把手里的钥匙串或者旧饭盒往柜台上一搁，他就知道要什么：大碗、少油、多加一小勺胡麻盐。他记性不靠脸，靠指纹——摸了三年的钥匙串，纹路他一摸就认得。这是只有回头客才懂的默契，旁边桌上初次来的游客一脸茫然，他就从灶台上摸出半纸包刚烘干的炒黄豆递过去，笑说：“吃这个，算免费赠的，头回来的人都给。”
我曾在一月夜行这条路，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街边商户早窗户全白。但出乎意料的是，张记杂碎汤门口排了十几个人，多数人是下了夜班的工人，手里抟着刚出炉的烤红薯取暖。没有人催，锅盖掀开时白色蒸汽呼地蹿上屋檐，又迅速散成青灰色的雾，那声音，像老布料被撕开。队伍往前挪一步，有人踩扁了一个扔在地上的空奶粉罐，发出的脆响在结冰的路面上滚出去好远。
我最后一次离开时，张得顺正往铁灶里添了两块碎炭，火膛里腾起一捧暗红色的光，把他的影子拉长到门外结霜的台阶上。那时腕表指针过了午夜，远处的钟楼报时声被风刮得断断续续。我也混进拐角处，看一蜷在棉军大衣里的老人，还在用竹签子穿羊油——准备明早的货，头也不抬地哼着一段信天游。